专访｜演员王佳佳：每个东北女人都有一条狐狸围脖
黄:谁是弗洛伊德？
龚彪:主要研究做梦的学者。
黄:他把房间分开了吗？
龚彪:不是，他不是我们厂的。
在《漫长的季节》中，黄背对“花帮”的工厂集体，毫不掩饰对物质福利和安定生活的向往，却在梦想中慢慢迷失。
扮演她的王佳佳是辽宁鞍山人。在她的家乡，有鞍钢，类似于“花港”。在她的记忆中，“机械轰鸣，人们必须努力才能听到彼此的声音。爷爷穿着制服消失在工厂汹涌的人群中。”
她从小就见过东北女人“爱美”得干干净净——肩上披着狐狸皮领子，脚上穿着紫色细高跟鞋；也见证了家庭在“下岗潮”中的迷茫和失落，中年的父亲工作也戛然而止。“说不定下个月少儿舞蹈班就要交学费了。钱从哪里来？”
自11岁起，王佳佳离开家乡，加入了一个陌生的团体学习舞蹈。如今，39岁的她在母性和事业之间挣扎摇摆，偶尔扮演一下这个角色，像是与上一代久违的重逢。
以下文字是根据王佳佳的口述写成的。她的叙述是对角色下东北女性的另一种还原，也是对影视作品背后创作肌理的一种解码。
黄在漫长的季节
“生活就像春天”
我怎么也想不到，39岁的我，会在漫长的赛季里因为黄而受到关注。由于系列的火爆，很多好的工作机会也随之而来，我也有机会往上走。按理说，我的内心应该是混乱的，但事实是，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平静。
前几天的一个下午，我结束宣传工作回到家。客厅一如既往的安静。我躺在床上，观察着自己的呼吸，感受着胸口有规律而微弱的起伏。大约十秒钟，一股稳定的力量让我进入了安静的睡眠。这几乎是我在这焦虑的一年里睡得最好的一觉。就像轻微的死亡一样。
很庆幸自己在一个好的年纪迎来了这么好的一步。如果我今天是十八岁或者十九岁，我想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忽视它。
在接演黄这个角色之前，我整整一年没有工作。相比那些知名女演员，像我这样的演员，生了孩子很久以后，手里才能分到一个好角色。
找不到工作的那一年，我安慰经纪人。我骗她说:“放心吧，我今年股票收益还不错。”无数次，我几乎下定决心“算了”。我告诉自己，我有孩子，我要养家。别那么固执了，赶紧去做点能赚钱的事情吧。
沉默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慌张，但是我等的时间够长了，突然又觉得顺从了。我想，如果那是命运，我就做点别的，在等待的时候好好生活。
我对生活本身特别热情。城市里那些琐碎的细节，都可以成为我观察和陶醉的对象:下班后坐在酒吧里喝一杯的女人，蛋糕店里轻轻拿着奶油和面包的手，流浪汉穿的奇装异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感受和学习同等重要。空软软的馒头，紫玉萝卜的形状，1957年香奈儿的味道，让我着迷的程度不亚于莎莉·鲁尼敏感纤细的小说。我知道最便宜的幸福形式，比如你可以花4.5元和湖边盘旋的海鸥一起骑行10公里，比如你可以花14元在东北街吃一顿两肉两菜的大盒饭。
花4.5元在昆明骑10公里自行车共享。
不拍戏有不拍戏的好处，比如我终于不用为错过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而愧疚了。没有拍戏的日子里，我和老公带着两三岁的孩子满山遍野。我想带他接触大自然，多跑跑步，多观察，多亲近，多停下来。
让孩子们亲近自然
生活就像春天。当你快要放弃的时候，你突然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离开了剧组的服务和打磨板，我就是生活中那个你走在菜市场也不会回头的人。但是黄这个角色是一个比我更绽放的女人，即使是在这样一个保守的时代。黄很风情万种，甚至风骚。所以一开始导演组找的候选演员也是接近这种极端风格的。不过辛爽导演觉得他们在视觉上可能有点太“圆滑”了。
这时候他们正好看到了2019年我主演的电影《阳光下》。影片东北的伊春，冬天的气息有些寒意。在一个场景中，我扮演了一个正在模仿韩国人的“聪明姐姐”。我敬酒，抽烟，跳舞，不像演戏。看到这一幕，辛爽导演告诉大家，“我要这个女演员。”
在《阳光下》中扮演潇洒妹妹的王佳佳。
《阳光的一面》
我11岁的时候离开了辽宁鞍山。我的工作节奏，天性，生活习惯都在驱使我远离那片黑土地。我曾经以为自己对家乡没有那么多的好感和熟悉。但我没想到有一天，我在家乡的成长经历居然能帮我塑造一个好的角色。
中年黄在外表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东北女人。泡面，黑色眼线，两片嘴唇有唇线但没涂口红，这样的配置好像有一两个中年女性。当时我妈就纹过这样的唇线、眉毛、眼线，俗称纹眉三件套。东北人爱美，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90年代的某个时候，我身边的阿姨们，每个人都要戴上狐狸项圈，有时候说话很匆忙，甚至弄得满嘴毛。还有一段时间，市面上流行一种叫“女人头”的高跟鞋，皮色鲜亮，紫红色，根细高，极其夸张。我妈穿，尽管她身高1米7，尽管她不擅长处理细高跟鞋。
我们见过太多萧瑟、寒冷、白茫茫的东北，但在我的记忆里，东北一直都有它阳光的一面。小时候上学和旅游的路上，春夏朝南的客厅和阳台，妈妈和阿姨们穿的颜色…在漫长的季节里，辛爽导演想呈现的是充满希望的、金色的东北。当时剧组选择在昆明拍摄，是因为昆明有昆钢。在昆明拍摄，既能保留钢铁厂的故事基础，又能还原黄金季节感。
漫长季节中的金色东北
鞍山还有著名的“鞍钢”。这座城市似乎是围绕着工厂的核心在运转。每个家庭总会有一两个亲戚在鞍钢工作。但是那个核心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地方。我们东北姑娘爱踢毽子，毽子的底部是用几个硬币大小的圆形铁片垒起来的。小时候和在鞍钢工作的爷爷一起撒娇。“爷爷，你下班的时候能给我做些小铁片吗？我要做毽子。”爷爷就像魔术一样。他下班的时候真的给我做了几个小铁片。
但是长大后，当我真的从街上路过鞍钢，或者有机会走进去，看到这样一个巨大而冰冷的工厂。机械的轰鸣声，人与人之间需要努力才能听到，爷爷穿着制服消失在工厂里汹涌的人群中。
小时候身边很多亲戚也经历过下岗。下岗后，我们有的去地下商场卖冷饮，有的去做保洁阿姨，或者去给别人当保姆做饭。当然，你可以在童年的饭桌上听到很多抱怨，但大家都没有停止寻找新的出路。东北的父母都很护犊子。有的老人会请儿子儿媳在自己家里做饭，一个月给几百块钱。其实是变相给予援助，但他们是想保全孩子的尊严。就这样，东北人的温暖被包裹在粗犷的风格中。
在我的小家庭里，只有父亲下岗过，但在那个年纪，一切又要重新开始。说不定下个月少儿舞蹈班就交学费了。钱从哪里来？有一段时间，他什么都不会，找不到马上适合自己的工作，开了一段时间出租车。但是你能感觉到，他从来没有放弃对家庭的责任，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自尊。
和所有观众一样，我没有提前看到这个系列的最终呈现，而当12集的剧集结束时，我似乎真的爱上了龚彪和金色东北。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的傍晚，背着书包走出爱民小学的教学楼，穿过黄昏斑驳的树木和街道，用目光寻找着远方的爷爷。他一定是站在操场的一个角落里，像钉子一样在原地等我。
小时候是那种在学校很容易被欺负的孩子，因为总是不敢说什么，不去争取。那时候在幼儿园，午睡时间，我们学校要求两个孩子共用一床被子。和我上床的那个女孩很厉害。她总是把整床被子拿走。我只能蜷缩在那里，不敢跟老师说我冷，不敢和这个女生直接冲突。
很多人会觉得胆小的人不适合做演员。但在我看来，害羞也是一个演员的优秀特质。一旦导演喊“开拍”，镜头开始操作，我什么都可以做，但如果让我上台发言，在青年宴上祝酒，我宁愿去死。小时候，东北的父母总喜欢在亲戚朋友面前对孩子说:“来，你给我们表演一下。劈叉跳舞。”我每次都很害羞，忸怩，甚至最后会恼羞成怒，因为我真的很怕被逼。
王佳佳童年照片
在我出生前，我妈妈给我买了一架钢琴。所以从小就被要求学钢琴。或许他们是想为平庸的人生寻找一条出路，又或者是试图改变命运的走向，永远离开这个北方小城。几乎所有的东北城市家庭都非常重视孩子的艺术训练。即使在鞍山这样的小地方，家长们也热衷于把孩子塞进舞蹈队或歌唱班。
这两年，我自己也当妈了，但想给孩子取名“看”。我希望他不要带着任何负担来到这个世界。我想让他知道，妈妈只是想让你看看这个世界。你什么都不用做，只是看。
我10岁的时候，夏天的一天，学校来了一个神秘的舞蹈老师。她撩起我的裙子，看着我的腿。她对我说:“你状态很好。你跟我好好学跳舞，将来就有机会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我一回到家就把老师的话重复给妈妈听。我不记得她当时是那么开心，还是有些惊讶地站在那里。那时候她每天绞尽脑汁想着怎么让我快点离开鞍山。没想到这个机会来的正是时候。
原来在我妈心里，我做什么从来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离开。就是找到最快的方法让我离开这个小镇，留下一些无望的命运。
“长期积累的表演欲望”
于是，我11岁就离开了家，被送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后来我就顺手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直到21岁，在远离亲人的舞蹈学院过了10年的集体生活。
可能是小时候吃的苦太多，以至于长大后，没有吃不完的东西。
练舞练功的痛苦远不止影响身体，还有更多心理上的痛苦要面对。那么年轻，我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是我的家，没有人会无条件的爱我，保护我。我需要面对超高强度的训练，无休止的竞争和攀比，有时还要面对批评，日复一日无望地重复。剩下的时间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20多个孩子被扔进一个完全陌生的封闭学校，住在一个宿舍里。每个人都有自己温柔的悲伤要咀嚼。女生的心思更加细腻，关系会更加多变复杂。在一个宿舍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个女生被孤立，没有人能逃脱这种厄运。
我身高1米73，对于跳舞来说其实太高了，因为我的手和脚比较长，对四肢和身体的控制会比别人更难。再加上我从小就晕车头晕，所以芭蕾里几乎所有的旋转动作我都做不好，不管怎么练。但在一节课上，我找到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和足够的表现力，那就是个性舞蹈。它是一种表现人物性格和特征的民间舞蹈形式。和“清汤寡水”的芭蕾完全不一样。我脱下裸色尖头鞋，穿上黑色高跟鞋。当我第一次化着浓妆穿上红色的舞衣，用尽全身所有可能的能量时，我感到前所未有的酣畅淋漓。与个性舞蹈的接触，似乎唤醒了我在身体里积攒已久的某种热情的表演欲望。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模仿。妈妈说我三四岁的时候会模仿电视里人的口音。我可以全套模仿新白娘子传奇，今天演白蛇，明天演小青，一遍又一遍。后来，我开始模仿我的同学和教我们的老师。只要我想模仿他，全班都会哄堂大笑，拍着自己红红的大腿。“我的天，太像了！王佳佳，你为我们学习另一个。”
王佳佳和他童年的朋友。
我很模仿别人，只是因为太喜欢观察人了。在我眼里，一个人的行动可以很快转化成某种精神和特质。我的视觉记忆很好。我亲眼所见的与众不同的形状和面孔，基本都能印在脑海里。当我想用它们的时候，我会有很多记忆需要检索:卖菜的可能会戴什么样的手套，收到的现金是怎么放进口袋的，站在那里是什么样的姿势。
但是舞蹈空这种艺术的表现毕竟比较狭隘。如果只能通过身体来表达，我的语言能力、表达能力、感受力等等都无法得到充分的释放。多年以后，当我终于拿到了北京舞蹈学院芭蕾舞系的毕业证，当我终于有了自由选择的信心和机会的时候，我下定决心准备考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超越计划的真相
在备考和研究生学习期间，我聚精会神地在各个国家看了大量的电影、纪录片和世界上最好的广告…那段预留的时间对我后来的演绎人生非常重要。我看过最好的作品。我深深地凝视着梅丽尔·斯特里普《廊桥遗梦》的每一帧，研究着陈冲、巩俐和胡佩尔的脸。
我一直觉得做一个好演员很重要，要有独立的审美。这种独立的审美会直接影响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演员，最终成为什么样的演员。你有了独立的思考和审美之后，就会有反思，不会完全顺应别人的摆布。然后，你会有创造。
我一直知道我学导演是为了成为更好的演员。我看一个故事，一部作品，很少从我扮演的角色去思考。我总是看到整部作品。只有整部作品好，一个角色才能真正好。
《漫长的赛季》自开播以来也受到了一些争议。很多人认为女性角色在整个故事中所占的分量太少。作为一个演员，我当然希望自己的角色笔墨可以多一些，但如果只是不停地出现而没有叙事功能，我觉得也是一种伤害。在拍摄《求生欲》时，我在九个场景中扮演陆益之妻。这是一个名字从未出现过的女性角色，但她每次出现都有重要的职能和她要完成的使命，没有一个场景是可有可无的。
好的制作和好的性能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中，有一个场景是“我”在家里请客人，招待别人。当时拍摄的时候，我下意识的把桌子上的红烧肉推到对方面前。木叶文导演很喜欢这个细节，但我没有提前设计。我想象着我会在自己家里，自然想把最好的东西给我的客人。如果导演对这个细节视而不见，如果摄影没能捕捉到，那么就白白浪费了。
在《求生欲》中扮演鲁妻子的。
作为一个剧迷，我也对莎莉·鲁尼的小说改编的话剧《普通人》很着迷。但当人们赞叹剧中近乎完美的床戏和两位主演的演技时，我却在感叹，拍摄现场是多么的专业、安全、信任，最终能否呈现出如此细腻、自然的激情戏？我也感叹裁缝选的大戒指有多巧。它的存在让玛丽安在紧张的时候也能与之互动，同时它也完美地表现了变身后角色的乖戾和爱玩。我知道只有恰当的服务方式才能让一个演员真正感到正确和自信，无数巧妙的细节在黑暗中辅助着玛丽安和康奈尔的表演。
因为我系统地研究过电影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不会轻易让自己走进一扇窄门。我不会先打开我的角色的门来窥视客厅，而是从房子的顶部看每一个房间。
在我的认知中，比较优秀的演员都享有人性中的一些共同背景，那就是一颗慈悲的心。这意味着你的灵魂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哀悼，你有一颗非常敏感的心，能够更好地实时同情一个人的处境和感受。
我对表演的要求一直是“真实”。我觉得我得拿出很有诚意的东西，而不是设计某个场景，给自己定一些目标，比如“我要表演几级？”当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不在角色里了。
在长季第11集看到我和龚彪在彩蛋里哭着说流产的那一幕时，我很惊讶。“哎呀，这一边怎么这么肥？”？哭的好丑！“但我知道这是对的。这个女孩是多么的羞愧和尴尬。这种完全出乎意料的真实的事情，是真诚的，也是感动的。
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喜欢和不同风格的导演合作，这给了我新鲜感。2015年上映的《回到被爱的每一天》是何平导演的一部精心制作的作品，他违抗六年，重返影坛。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导演何平尝试了一种没有剧本的拍摄方式。拍摄过程中有一个6分钟的长镜头，期间需要大量即兴台词，对我和张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每天都像打开一个盲盒。开拍前，我们收到了导演藏在门下的纸条，充满了不为人知的兴奋和危险。
2018年冬天，我进入梁明导演的剧组，在阳光下拍摄。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嗯，这次不一样，从一开始就不一样。”梁明导演和我是十年的老朋友了，我们彼此非常信任。我很清楚他喜欢什么样的视频风格和表现。在拍摄之前，我们也进行了很多讨论。
有一天，我们演员需要拍一些简单的镜头。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在东北冬天的雪景里走一走，没有任何目的和情节，没有任何要求。导演希望我们自由舒展，摄影则带着机器到处跑，捕捉每个人的情绪。我看着远处白雪覆盖的群山。那一刻，我的一根神经突然被调动起来，突然想到一件特别难过的事。我可能会有一种悲伤的表情，甚至是一种想笑却笑不出来的微妙的微笑。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被撞进了一种奇怪的状态，一种奇怪的情绪。
所以，我一直很难用别人的定义来定义自己。对我来说，每一个微小的表演细节，角色的每一个场景，生活中的每一段对话，此刻所有真实的反应，都是我唯一知道的。这就是我。我已经39岁了，但事实上，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我还是想抱着这样一颗开放的心，期待看到不一样的自己。
责任编辑：彭玮图片编辑：金洁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