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
农业强国是农村全面振兴的国家表述，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全球表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目前，一个农业大国的政策范式还没有超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范畴。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强国的核心命题，但实际上并不构成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约束。农业强国建设的关键是实现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整体推进和均衡协调。
纵观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过程。分析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三条道路”，可以前车之鉴，避免陷入“农业农村失衡陷阱”。
一、美国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
1.时间序列特征和典型事实。美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经历了“战略性减贫-基础设施扩张-新型城乡关系”的时序特征。这一进程给人的总体印象是缺乏系统的农村发展战略。在欧洲人眼里，美国农村发展缺乏“政治优先”，甚至没有“美国农村政策”这一说。就连美国学者也认为，每个部门都奉行自己的农村政策，联邦政府缺乏协调一致行动的能力。
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美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在美国现代化进程中，相对于多元、长期的社会投资，真正用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公共投资非常有限，美国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主要受益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溢出效应。由此，美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未停止，仅用了战后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实现了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成为世界第一农业强国。
2.开发环境和政策逻辑。美国之所以选择这样一条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并取得成功，是因为宽松的发展环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资源禀赋优越，直接移植了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自建国以来，从未面临过激烈的人地冲突，而且二战期间，其故土也未遭受战乱，这意味着美国很少有“深度贫困”地区。在美国的战略减贫过程中，虽然也有针对特定地区的发展措施和针对特定群体的补贴，但发展性减贫占主导地位，即随着国家或地区的整体发展，将贫困人口引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从而达到减贫的目的。1960年，其城市化率已经超过70%，相对发达的城市化条件为美国后来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经济支撑。
在1960-1990年期间，美国的农村发展机构反复变化(图1)，它们经常因为总统或国会的意见而被建立或合并。看似没有战略决心，但这种波动始终围绕的“价值轴”——农业现代化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扩张——却在不断强化。这种看似“无策略的策略”反映了美国政治运作的行动逻辑:具体政策内容受总统任期影响较大，往往8年甚至4年为一个政策周期；但特定阶段的核心政策取向，通常是美国精英经过反复博弈达成的共识，不会因为政府的更迭而发生根本改变。
图1美国农村发展机构的变化(1960-1990)
3.法律与启蒙。二战后，美国国家发展的核心命题是“世界级超大型经济体的战略崛起”，农业和农村发展也是在这个框架下进行的。作为国家战略指导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外溢的结果，美国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思考的假设:一个超大型国家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既不能完全靠农村自身实现，也不能完全靠公共投资支撑。这可能是超级大国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关注的规律。
二、欧洲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道路
1.时间序列特征和典型事实。欧洲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经历了“战后复兴-计划控制-后生产主义”的序列特征。与美国相比，欧洲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进程表现出两个典型特征:一方面，战后恢复阶段的农业和农村政策表现出更强的集权特征。在欧洲人眼里，美国缺乏系统的农村政策；在美国人眼里，欧洲表现出更强的“中心化”特征。这里的“中央集权”不是从政治制度的角度，而是从公共政策的连续性的角度。另一方面，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中后期，它表现出更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后生产主义”、“绿色主义”等思潮在欧洲盛行，极大地影响了政策取向。
2.开发环境和政策逻辑。欧洲现代化起步早。1930年，英国的城市化率接近80%。战后主要是调整和恢复。与美国相比，农村反贫困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要小得多。1970年，西欧主要国家的城市化率都在70%以上，城市分布均匀，中小城市比例很高。农村现代化基本上是在城市框架内发展起来的，这是欧洲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独特条件。
比如在荷兰，很少有典型的农村荒野地区，城乡之间的经济文化差异很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满足城市人对户外休闲和农村自然景观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空规划和农村建设政策主要与此相关。
在战后复兴过程中，欧洲一直寻求通过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实现和平发展。1957年，法国、德国等六国签署《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1962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正式实施，这一框架后来成为整个欧盟范围内具有约束力的农业和农村政策体系。同时，欧洲主要国家在内部政策上比美国更加集权，这为欧洲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初期的扩张主义和计划控制提供了可能，也为后期转向后生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3.法律与启蒙。欧洲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从扩张主义向保守主义的转变主要是由西欧几个老牌发达国家主导的，这也是后现代主义在农业和农村这一特定领域的映射。欧洲内部发展不平衡。东欧和南欧很多国家还处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并存的阶段，这些国家本身也没有进入后现代社会。边疆国家路径选择的变化必然会对欧洲其他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否会让欧洲相对落后的国家失去发展机遇，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警惕的问题。
三，日本的农业和农村现代化道路
1.时间序列特征和典型事实。日本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经历了“产业振兴-乡村活化-泛农业人文主义”的时序特征。战后，日本在工业振兴过程中不断推进农地整理和农业机械化，农业现代化水平突飞猛进，但随之而来的是农村的日益稀疏和老龄化。日本的农业现代化是一种“小农现代化”。这种发展模式到一定阶段后，会陷入“高级均衡陷阱”，难以继续迭代更新，无法为农村现代化提供足够的支撑。产业振兴后，日本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乡村振兴和社区建设，但到现代化后期，日本难以有效平衡和兼顾越来越多样化的农业政策目标，从而陷入“泛农业主义”的泥潭。
2.开发环境和政策逻辑。日本的农村在20世纪30年代饱受大萧条之苦，直到战后才真正走出阴霾。为了防止再次陷入危机，日本政府发起了许多振兴运动，试图提高农村的生存能力。这些运动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理念:农村完全不同于城市空，通过农民的勤俭节约可以建设一个具有特殊品质的现代化新农村。此外，二战后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小自耕农制度，使日本农民至今拥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影响力，日本政府不能忽视农民的利益。经过农业政策观和政治因素的叠加，日本的农业政策模式深受影响，成为日本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制度根源。
3.法律与启蒙。有人曾问:为什么日本农业“点错了政策树”？日本是东亚第一个步入现代化的国家，谋求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是其夙愿。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一直难以决定的一个问题是:在一个地域狭小、资源匮乏、高度发展的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农村应该处于什么位置？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面临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作为谋求世界影响力的现代国家，日本总是希望在粮食等农产品上留下战略屏障，导致其不肯放弃农业；另一方面，在高度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外部条件下，日本的农业政策不仅难以提升农业竞争力，也难以保持农村活力。事实上，如果一个资源小国盲目的想成为世界强国，那么资源约束和大国的身材是有矛盾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与其说是“错误的政策树”，不如说是在多重目标和多重压力下难以绕开的“小国命运”。
(作者陈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乡村治理、土地制度和城乡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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