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的细节｜穆光宗：“结婚难”已成社会病症，病根在哪？_绿政公署
[编者按]
2022年，中国人口“负增长”的靴子终于落下。在长期低生育率的背景下，这种趋势并不奇怪，但反应却变得更加紧张。低生育率是一个千千结，但必须明白，它关系到每个人的幸福和希望，也关系到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能。基于此，论文推出“生育细节:构建生育友好型”专栏，邀请人口领域著名研究者就生育话题发表看法，共同尝试解决。
最新的婚姻登记数据再次证明了当代社会结婚难。
民政部发布的2022年第四季度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婚姻登记数为683.3万，跌破700万大关。这一数据创下了自1986年以来民政部公布的婚姻数据的最低纪录。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峰值1346.9万对以来，中国结婚人数连续第九年下降。从数据上看，2022年结婚登记数比上年减少80.3万对，下降10.5%。与2013年的高峰相比，在过去的9年里，中国的结婚人数下降了49.3%，这是惊人的。
这些趋势数据总体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现在中国人结婚越来越难了。“结婚难”几乎成了系统性的人口问题之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普遍结婚的传统，普遍存在早婚早育多子的习惯。在异地搬迁的农耕文明中，人口迁移率很低，婚姻是人生大事，结婚率很高，离婚率很低。婚姻可以开启孩子和家庭发展的新篇章，可以承担起传宗接代的人生使命，履行父母的责任，享受父母的祝福。所以，无论贫穷美丑，中国人传统上都向往婚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转型。人口转变带来了出生率下降、老龄化和性别失衡的严重后果。与此同时，结婚率越来越低，光棍、剩女、离异单身等人口现象也越来越多。结婚率逐年下降，说明很多人被挡在了婚姻之外。在我看来，“结婚难”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适婚女性群体较小，男女性别比例失衡是既成事实。男性单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1980年开始，大量的男孩因为非医学需要被进行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同时，适婚女性体型偏小也与严格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长期、普遍、严重偏高有关。
由于人口增长的队列效应和周期效应，性别失衡影响到了适婚人口群体，于是有了3000万“光棍”的说法。
作者用间接法粗略计算，利用已知的世代出生数和出生时的平均性别比，可以粗略估计出“多余男孩”的数量。测算结果显示，80年代“多余人”138.36万人，90年代“多余人”1012.14万人，90年代1301.62万人，10代(到七届全国人大结束)1191.2万人，合计约3643万人，比2021年七届全国人大公布的数据多3490万人。
2021年是“婚姻挤压”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虽然理论上有3000多万光棍，但目前约有2500万光棍(潜在单身男性)在10年后依然隐匿。目前90年代出生性别比失衡积累的能量开始释放，之后00后和10后会逐渐进入光棍人群。光棍数量从2020年开始逐渐增加，每十年增加1000万。
3000多万男光棍正在逐渐积累，但无论如何，光棍这个人口群体已经出现，适婚人口性别失衡导致婚姻竞争和婚姻挤压，形成了一种社会病。
二是结婚成本太高，天价彩礼让很多男人对结婚望而却步。有房有车似乎是现代社会婚姻的标准。现在中国农村离婚女很吃香。这让人想起几年前流行的一句话:生男孩是“中国建设银行”，生女孩是“招商银行”。民间甚至有“婆婆”推销房地产经济。性别失衡下的婚姻市场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女性所主导，于是出现了性别偏好逆转的现象。“结婚难”的深层逻辑是，与其全家都有压力，不如吃得潇洒。社会上，婚姻物质化很严重，物欲横流，奢靡之风方向不好。像过去那种简单温馨的集体婚礼，早已很难见到了。
第三，匹配条件太难。为什么一方面有大量的单身男性，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单身女性？究其原因，男性“光棍”大多属于底层人群和草根群体，而单身女性大多是高学历、高收入甚至高颜值，这两类人群是“绝缘”的。另外，就个人而言，只要身处异地，就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虽然他们可以谈恋爱，但是结婚很难。为了防止后患，即使他们高兴，理智也会告诉当事人不要迈出第一步。至于三观一致，也是小概率事件，遇不到。
提高结婚率是提高已婚生育率、遏制低龄化的根本途径。可以通过探索国际婚姻(如越南女孩嫁给中国男人)，倡导积极的婚恋观(如更注重感情、性格、责任而非物质)，建设婚恋导师队伍等方式，提高婚姻信心指数、结婚率和婚姻质量。国家、政府和社会也要做好“婚姻扶贫”，提高弱势群体的婚姻竞争力，增加幸福婚姻的比例。
责任编辑：钟煜豪图片编辑：蒋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