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维逝世
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伟同志今天上午在上海逝世。
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永远镌刻在中国新闻史上。出生于1919年的老兵王伟，一生致力于办好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对《解放日报》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我们谨选择王在纪念《解放日报》创刊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和著名作家、儿媳的文字，以表沉痛哀悼。
王杰摄
“我只能挑60斤，却把八九十斤的担子扛在肩上。”
《解放日报》原党委书记、总编辑王伟
上海解放日报已经出版60年了。60年是一个纪念日。作为一名解放日报的老记者，我已经90岁了，很高兴参加这样一个隆重的纪念大会。
早在1941年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毛泽东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她为我们民族的解放和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教育了包括我在内的整整一代人。从此《解放日报》在我心目中威望很高，我对她感情很深。
上海办《解放日报》是毛主席的决定，是周恩来同志宣布的。上海能签约中共中央机关报，是一种荣幸。
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至1954年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上海市委机关报。20世纪60年代初，华东局重新成立。1962年至1964年为上海市委机关报、华东局机关报。当时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都非常重视《解放日报》的领导，为报社创造了许多条件，使其办好。上海解放日报在华东各省市也有相当的影响力。
1954年冬，我开始在《解放日报》工作。当时上海任命我为《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负责夜班工作，阅稿和签印。我感到非常荣幸，但责任也很大。我知道我的背景，无论我的政治理论水平，还是我的写作能力，我都是不合格的。比如我只能扛60斤，却要跌跌撞撞的往前走，还要小心翼翼的干活。我当过张春桥、杨永志、杨希光、魏克明的助理，并于1962年成为第二任总编辑，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我们都重视学习和继承延安解放日报的优良传统，尊重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宣传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组织上依靠全党办报，在新闻业务上重视发挥批评和先进典型的作用。《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一些社论。各行各业都有先进人物，其中“南京路上的好八连”最早由解放日报宣传。在三年的困难时期，报纸宣传遇到了困难，很多事情不好说，所以我想发起一个“我和我的祖国”的征文活动，由读者用自己在新旧社会的不同经历讲述社会主义祖国。很多稿件都是带着感情写的，出现了“作者含泪写，编辑含泪编，读者含泪读”的感人场景。同时，他还热心倡导新道德、新时尚，也收到了相当不错的效果。1963年，毛泽东主席对《人民日报》的吴冷西同志说，《解放日报》更加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回过头来看，有一些重大错误。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助长了实际工作中的损失，教训很大。
文革十年后，《解放日报》的领导权被篡夺…粉碎“四人帮”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掌握舆论领导权是多么重要。“文革”前调到市委宣传部，粉碎“四人帮”后又调回报社主持工作。在真理标准的讨论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做了一些工作，但很有限。我把1983年交班时的情况和现在的情况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差距很大。事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改善，先进印刷设备的引进，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实现的，这也为以后更大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看到现在繁荣的局面，我真的充满了喜悦。
上海市委、市政府历届领导都对解放日报的工作给予肯定，多次鼓励，强调要办好。报业集团成立后，更明确地指出解放日报要在集团中起核心作用，在上海新闻界起主导作用。《解放日报》的同志们也勤奋工作，进行了许多新的创造，成绩有目共睹。现在和我生活的环境很不一样。解放日报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和许多困难，但也有许多有利条件。上海的大好形势是产生好新闻好文章的客观条件。我相信，在市委和市委宣传部的正确领导下，通过认真学习科学发展观，遵循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将把读者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多做读者研究，从读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内容更有针对性，更受欢迎。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要多下功夫通过新闻、评论等形式把上级领导的意图告诉读者。多做读者工作，通过服务发挥导向作用，让党报更活泼可爱。
六十年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相信，解放日报的同志们一定会发扬优良传统，依靠各级党组织的支持，发挥报社同志的智慧，把光荣的解放日报办得更好，再创佳绩。
金定根摄
我岳父的生活与报纸融为一体。
王小鹰
公公今年100岁(编者注:本文写于2019年)，他服务了近半个世纪的《解放日报》即将迎来70岁生日。
公公和唐代大诗人王维同名同姓。他虽然不是诗人，但偶尔也能言善辩，他的几首《给孩子的诗》在我们家已经小有名气。比如“夜半思往事，枕边作小诗，送书黄山麓，立松柏。”还有“孩子有效果，家长开心。”抓大放小，时限翻倍。少说多写。适当运动，注意身体素质。步调一致，后继有人”等等。
我岳父最愿意称自己为“老记者”，或者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老记者”。
1941年春，皖南事变刚结束，他二十多岁的岳父是《国民日报》的助理编辑，却被国民党当局作为政治嫌疑犯逮捕。几经周折，逃离虎口，来到苏南新四军根据地。之后，我公公随军转战大江南北，几乎一直做战地记者和报纸编辑。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在二、三野战军围攻国民党黄维兵团的日子里，《江淮日报》每天都有歼敌战。当时我公公是江淮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兵说“王一家报纸，天天打黄维。”淮海战役后，我公公奉命接管国民党的《皖北日报》。他和一个记者冒着风险，乘小木船渡过淮河。只用了半天就完成了接收任务，第二天就在蚌埠出版了我们自己的江淮日报。
公公办了一辈子报纸，大部分时间在上海解放日报工作。1954年冬，华东局撤销，我岳父调到《解放日报》任副总编。当时主编是张春桥。我公公负责值夜班。他每天下午3点去报社，看文件，看本市其他日报和人民日报，向有关同志询问要发的重要稿件。他应该在剪辑前会议之前就知道了。吃完饭，7点左右开始上夜班。我看了新华社所有的电报，很关心哪些该发，哪些不该发。他要把这份报纸编的新闻稿和白班排的样稿看完，再送到排版室和拼版室。每一个版本详细打印出来之后，你都要从头到尾看一遍。所以要到第二天凌晨才能回家。据我老公说，他们小时候很少见到父亲的脸。他们起床上学，爸爸下班回来；他们放学回家，爸爸又去上班了。
王杰摄
前几年，我公公走路还算可以。我们陪着他回到思南路和香山路交叉口的小楼，搜寻旧址。上世纪50年代，我岳父调到解放日报时就住在那里。主编张春桥住二楼，岳父住一楼；几年后，张春桥调走，我公公升任二主编，搬到二楼。那时，在《解放日报》工作的姚搬到了一楼。这次“邻居”经历给公公带来了很多麻烦。文革十年，公公被批判，被孤立，被监督。其间，前几年报纸上有同志提出要“解放”王维，“联合”王维。向张春桥汇报时，张春桥问:你为什么对王伟这么感兴趣？他们家对党和毛主席有根深蒂固的仇恨。不仅不能“解放”，还得严厉批判。
公公常说:“我这辈子，跟解放日报关系最多，受益最大，投稿时间也最长，因为它的批判最多。”
我替我岳父算了一下。从1954年成为《解放日报》副总编，到1962年升任第二任总编辑。在此期间，他在文革期间被临时调任并靠边站，直到1978年被调回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这几十年经历了很多政治运动，责任往往把他放在第一位。《解放日报》是党报，要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在那种动荡的政局下，主持写作真是左右为难。很多时候，因为害怕犯错，我们只是犯错，检讨这个错误，但检讨却成了错误。但我的岳父以一个老共产党员对信仰的热忱和忠诚，以他在客观条件条件下对新闻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敏感，做了很多可喜可贺、可以载入新闻史册的事情。
1978年，岳父回到解放日报主持工作，提出“报纸要以刊登新闻为主”，“新闻要新，事实说话”，主张“人人写短新闻”。1980年初，《报纸文摘》和《解放日报郊区版》作为新闻改革的试验田创刊，受到上海、周边地区和全国读者的欢迎。《解放日报》突破禁区，于1979年正月初一率先在二、三版下端刊登了两幅横幅广告，引起强烈反响。这是我岳父提出并实施的。怀孕女工陈在苏州河边跳水救人。第二天，只有《解放日报》刊登了这条社会新闻，因为陈只是一个普通女工，平时没有什么突出表现。我的岳父和当时负责夜班的副总编陆经过研究，认为把藏在老百姓心里的美好、善良的东西挖掘出来，发扬光大，更有意义。这篇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改变了一个普通女工的人生轨迹。
那时候我和老公刚开始谈恋爱，他就告诫我:“像你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将来在我家做媳妇也不容易。我父亲对他的孩子很严格。他习惯于横向或纵向地制作报纸。他决定的事情没有通融的余地！”几年后，我嫁进了王家，看到公公心地善良，说话慢吞吞的，就把她老公的警告看得很重。终于有一次，我尝到了公公的报纸脾气。一天，我坐在客厅里看报纸，手里拿着一支笔。可能想到了什么，就在报纸的白色地方乱涂乱画。恰好公公进来了，他用刷子把报纸抢走了，怒气冲冲地骂:“你怎么这么不爱惜报纸？”我尴尬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我理解公公对报纸的特殊感情。我岳父的生活和报纸融为一体了！
公公家的墙壁、走廊、床下的柜子里都堆着一堆堆的旧报纸，按年份排列得整整齐齐。写文章需要哪些资料？公公允许我钻进报纸堆里找，条件是我用好的东西回到原来的地方。我公公自己办报纸，读的很辛苦。他一张一张地浏览各种报纸，并用红笔勾掉重要的文章，让孩子们传阅。
千禧年之初，公公从事新闻工作已经60年了，我写了一篇名为《记者王伟》的散文，兴奋地拿给公公看，征求他的意见。没想到的是，他习惯用红笔在稿子上乱涂乱画，好像在修改细节，把文中略带情绪化的句子全部划掉，换成严谨刻板的新闻用词。我不敢和公公争执，只好向婆婆诉苦。婆婆说:“别理他，你全换回来！”“我自告奋勇写我岳父的传记，他拒绝了。我们喜欢润色自己的小说，公公一定怕我的笔亵渎了新闻的真实客观。
随着年龄的增长，公公的视力越来越差，后来用放大镜也看不清楚了。我们带他去医院检查，看能不能换晶体挽救他的视力。但是医生说我公公黄斑太重，换镜片也改变不了视力下降。好几年了，公公每天都让小阿姨给他读一份报纸。他仔细听着。我的小阿姨有时会读错字，他会纠正。不幸的是，近年来，他的听力每况愈下。虽然戴着助听器，但还是听不出小阿姨看报纸的意思。有时候看着公公那冷冰冰的脑门，我就想，他百岁的人生会有什么遗憾呢？最大的遗憾恐怕就是现在不会编报纸看报纸了！
(本文发表于2019年5月28日《解放日报》。作者是上海作家，著有《你为谁辩护》、《丹·印青》、《长街漫步》等小说。)
责任编辑：王建亮图片编辑：朱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