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需要的“安静”，从来不是与世隔绝
最近，大学校园的开放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大学教授吐槽“进自己学校很麻烦”，成为最新案例。
北京某大学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有工作证，我的车有校园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要扫码才能进我任教的大学。”在他看来，大学应该是开放的，不仅是为了师生进出方便，也是为了社会，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还遵循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
这个说法代表了很多人的心声。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大部分公共场所恢复了免费开放的状态，但许多大学校园仍不对外开放，保持着相对严格的准入规定。
“象牙塔”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
前段时间，一段游客质问深大保安“深大是谁的”“为什么不让他进去”的视频引发热议。也有一些高校选择放手。曾经有黄牛兜售“准考证”的同济大学5月17日表示，校外人员可凭身份证入校，无需预约。此前，中南大学已经明确表示，人员进出学校没有限制。
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开放已经讨论了很多年。中国有很多围墙大学，早期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直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时代的发展，校园管理逐渐放松，大部分大学向社会开放。往年经常被推荐为“最美校园”。武汉大学的樱花是每年的“节目”，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也是各自城市的必去景点。
但由于“游客太多”等各种因素，一些大学实施了“限客”措施，也引发了争议。比如2017年，中山大学就因为限制校外人员入学而遭到校友质疑。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高校普遍实行封闭式管理模式，以适应防控需要。
很多人把大学比作“未受污染的象牙塔”，但“象牙塔”指的是对学习的尊重，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大学需要的“安静”是学生能静下心来学习，而不是关上校门隔绝社会声音。“不听窗外事，只读圣贤书”绝不是当代大学生应有的生活。
放眼全球，大部分知名大学都没有围墙，院系分散在城市各处，与城市融为一体。既有历史原因，也有促使学生接触社会的一面。中国高校一般都有围墙，这是基于自身的历史原因和规划需要。没必要刻意和国外高校比，让学生多接触社会的导向是一样的。
同时，大学作为象牙塔，也具有辐射教育价值的功能。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这是许多家长在周末、寒暑假或节日带孩子参观大学的一种方式。但五一假期，不少游客表示被关在了名校门口。
大学校门的开放，本质上是知识的开放。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在封闭的体系中实现的。离不开交流和碰撞，离不开思想的开放。战国时期的夏姬龚雪被认为是最现代的大学式古代教育机构，它接纳了许多学者，使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北大曾经有一个“来的不拒，去的不追”的学术约定。蔡元培当校长的时候，逃课是北大的一大看点。冯友兰曾回忆说，“学校的四个门都是大开的，铃一响，谁要来教室都可以要讲义，坐下来听。”沈从文也是北大的旁听者。
校园开放是大学精神的投射。
从世界范围来看，每一所古代大学的发展都是一个共同体的过程，用教育丰富校园，用教育感染整个城市，最终造就大学城。
即使是有围墙的大学校园，也与周边社区乃至整个城市“文化共存”，是互补的，甚至是相互依存的。大学与城市，教师与学生，市民之间也应该相互滋养，在共存中营造良好的氛围。只有这样，大学作为学术枢纽的地位才能存在，学生的社会交往、实践和学术讨论才能得以实现。
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校训，如海纳百川，都在强调这种开放的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学校门作为物理屏障，本来就是第一个不应该关闭的。大学校园的开放是大学精神的基本投射。
此外，公立大学的建设依赖于公共财政，公共财政是社会公共资源，天然具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责任。公共教育资源向社会合理开放也是提升教育辐射力、弘扬科学精神和文化氛围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国家对大学基础设施的高额投入，也使得许多大学校园兼容人文、历史、生态，完全可以成为市民的休闲场所。
当然，大学的本质功能是教育，校园的开放不是无限制的，也不能是无序的，把大学变成景区。景点过多，游客素质参差不齐，会干扰师生的正常生活，破坏大学的教育功能，带来安全隐患。
正是基于这些考虑，武汉大学在樱花季实施了各种措施。有专家曾指出:“在倡导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校园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尴尬局面，仍是我国公立大学开放过程中无法妥善解决的顽疾。”
只是面对这些问题，大学不应该消极对待，而应该立足于社会需求和引导民众，制定有效措施，在社会公共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而不是简单地自我封闭。
不可否认，疫情政策调整后，大学校门关闭更多的是近三年的管理惯性和路径依赖。同时，校园开放后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不够清晰，多少束缚了高校的手脚，使管理趋于保守。但这一切都不是直接关门的理由。希望同济大学的“放开”能传导到更多的高校。
责任编辑：王磊图片编辑：朱伟辉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