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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鸣三年:与新冠同行

钟鸣三年:与新冠同行对于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钟鸣来说,这三年是奔波的三年。长春、哈尔滨、扬州、贵阳、莆田、郑州、武汉……全国各地布满了他支援抗疫的脚步。视频来源于“上观新闻”(04:18)钟鸣在今年1月23日才第一次“阳了”。那是大年初二,他回南昌老家吃了顿团圆饭,歇了一晚就赶回上海工作。在轰隆隆的列车车厢里,他打了个盹,结果“越打越冷”,感觉疲惫而虚弱,体温一点点被抽走。这位新冠重症专家,没反应过来自己已经成了病人,还以为是冬天畏寒的缘故,默默把羽绒服裹紧了一点。

这几乎就像一个轮回。三年前的同一个月的同一天,钟鸣接到任务赶往武汉金银潭医院。此后,疫情在此人身上集中反复——长春、郑州、贵阳、海口、扬州…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身处险境,人们期待他整肃、振兴、力挽狂澜。在别人的印象中,他总是绷得像一根蓄势待发的弦。

直到今年除夕,送走了第一波重疾高峰,钟鸣的神经才渐渐放松。他在杨堆里泡了三年的身体,终于在这一刻被病毒利用了。看到抗原检测上的两个“红条”,他想,“这就完成了”。

钟鸣的朋友圈子。

幕布缓缓落下。在钟鸣工作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1月下旬,“大白肺”患者被一个个转出;2月,临时ICU和亚重症监护室相继关闭,床位从高峰时的100多张减少到30张左右。3月,新冠肺炎的危重病人基本被清除。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也标志着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终结。最近“二阳”潮悄然而至,人们不再密切关注。

新冠肺炎的治疗退居二线,专家钟鸣恢复了正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回到了起点。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与钟鸣进行了多次交谈,每一次交谈都留下了珍贵的切片,让我们看到了疫情在他身上留下的细微痕迹。

准确的说,我们见证了一个重症专家艰难的“进化”。这是一个倒叙的故事。你会先看到三年后的他,一个坚毅的“超人”,然后一点一点推回到最初的时刻。

“三头六臂”

同科室医生何一舟认为,如果说他是“二哥”,钟鸣就是“孙武空”。在他看来,孙武空的特点是“三头六臂七十二变”。

在重病高峰期,钟鸣的日子确实堪比孙武空。他有多个成员——第一个是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科室里近百名重症患者一个个等着他,是平时的5倍。第二个身份是新冠肺炎在上海乃至全国的重症监护专家。这个任务最重。包括参加市卫健委组织的查房,参加国家级培训,处理上海多个区县医院发来的咨询请求。第三个是普通医生,身边的亲友信任他,依赖他。感染后会发信息问他怎么用药,怎么治疗。

对于每天的接诊量,钟鸣表示“记不太清了”,但另一个数字或许可以作为参考——当时同一个科室负责某科的值班医生,一天能接200个电话,在科室里走3万步,而钟鸣的工作量显然是他的好几倍。

“恨不得把自己劈成几百块。”钟鸣回忆说,从睁开眼睛到闭上眼睛,他一秒钟都不敢慢下来,睡眠时间往往不到4个小时。但是很多同事都说他一直精力充沛,处于亢奋状态。

他这样解释自己的动力来源,“因为有需求。”对于这些“需求”,他几乎来者不拒。他还给自己分配了一个额外的任务,“在新冠肺炎做好科普工作”,于是他硬着头皮答应了许多采访邀请。“科普可以救更多的人,几千万、几亿,但在医院里,你只能管你面前的一百个人,这就很不一样了。”

关注他人的“需求”贯穿了钟鸣的一生。当初选择学医是因为家里有“需求”——全家没有学医的人。“高中三年长辈一直在灌输我,说他们也有老去的一天,我很希望家里有个医生。”对此,清洁工梁还提到了一个细节。有一次,他感到喉咙有点痛,钟鸣立即过来帮他检查,并打电话给他认识的耳鼻喉科医生,请他帮忙。

在某种程度上,钟鸣喜欢被需要的感觉。他爱看战争片,一有大场面就热血沸腾。

何一舟回忆说,钟鸣这种疲于奔命的状态持续了三年多。“和他比起来,我更像八戒,更像佛。他只是不停地跑。”

他对病人的关心可能是很多人想象不到的。54岁的护士秦多妮在中山医院工作快30年了,仍时常被钟鸣的“神出鬼没”吓一跳:“晚上十一二点,我准备值夜班,他突然出现在病房巡逻,我不敢离开。有时候是凌晨三四点,有时候是早上六点。你以为他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

重症科的老年患者占大多数。由于年龄大、体质弱、基础疾病多,患者往往对康复没有信心。为了缓解科室里凝重的气氛,钟鸣想出了一个办法:让病人试着吹气球,既能锻炼肺功能,又能活跃气氛。

秦多妮回忆,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不愿意下床配合康复锻炼。”他一直愁眉苦脸地躺在床上。”护士吹了一串气球,挂在病房里给她打气。它们有粉色、白色、黄色和紫色,在天花板下交错排列,就像“绕着飞屋旅行”。”她看到它时“哇”地笑了。太棒了。”

病人看到气球后开心地笑了。

控制感

钟鸣是一个自信的医生。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预判”。眉头一皱,笑容坚定,让人心安。在新冠肺炎的重症监护室里,钟鸣自嘲自己已经从“少年”过渡到了“老年”——这意味着他已经处理了上百种情况,并无新意,病人的病情几乎在他的“预判”之中。

吴伟医生和钟鸣一起工作了很多年。他记得2020年从武汉回来后,钟明远没有现在这么“淡定”。“他对病人病情的变化非常敏感。他遇到一点情况可能会焦虑。他拍桌子是为了训练人。”

吴伟觉得钟鸣对病人“太投入了”,以至于任何微小的、“意想不到的”情况都会极大地影响他的情绪。他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压力”的表现。有一次,病人只是稍微偏离了某项化验指标的正常值。钟鸣严厉地询问了病床管理医生很长时间,并要求对方统计前三天采取的治疗方法。

另一次,一名小肠淋巴瘤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肠穿孔,并出现低血压和感染性休克的症状。值班医生判断补液应该是合适的,但补液后患者病情加重。第二天,钟鸣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他抛出一连串沉重的问题,声调越来越高。吴伟站起来,软化了几句。结果,钟鸣甚至骂了他一顿。

本来年轻的医生都很喜欢钟鸣负责的小组,因为“他以前很温柔,会适当的逗逗你,幽默的讲问题。”但那段时间在部门的压力“很低”,周围的人都有点怕他,不敢太靠近。

钟鸣一直痴迷于“病理学”,关心发病时细胞、组织和器官的作用原理。他经常强调“做一个科学博士”,并以此为座右铭。这也奠定了他的工作风格——查房时,他会详细分析症状背后的机理,抓住本质联系。只要大方向对,他不会过多干涉治疗细节。2017年,钟鸣决定去美国深造,成为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后,也是因为这份坚持。他曾在一次闲聊中告诉吴伟,阅读文献不足以回答他的困惑,他必须深入到基础医学层面。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不想在美国积累临床经验,而是去实验室做实验,研究内皮细胞的机制,了解细胞在一些极端情况下的变化规律。

吴伟无法想象这样的医生失去对病人病情的控制有多难。

今年是一个关键的分水岭,没有人知道钟鸣私下做了多少努力。他说自己已经做了半年的心理准备,不断回忆当时每个病例的治疗细节,阅读文献,回顾总结,自问哪里做错了。

普通人可能不明白这是一项多么严酷的锻炼。说起那段时间,现在的钟鸣调侃自己“当时精神不太正常”,委婉地道出了往事。然而,2021年的钟鸣说,他经常莫名其妙地独自哭泣。“那种情绪反应似乎已经形成了条件反射。你中间没时间去想是什么让你这么难过,神经冲动直接传导到情绪中枢。眼泪会流出来的。”

钟鸣在办公室。

2021年1月19日,武汉回来一年后,钟鸣再次接到任务,前往吉林长春支援。他把厚衣服塞进行李箱,做好了应对东北严寒的准备。在另一次媒体采访中,他形容自己“就像一个练了很久的士兵”,终于有机会在战场上接受考验。

钟鸣一到常春的病房,就好像回到了武汉,因为当地的医护人员也去了武汉支援,病房的陈设也很相似。但这一次,他发现自己已经能跟上病毒的节奏,在对病情趋势的判断和治疗对策上,基本能踩准点。

“我感觉我已经看清楚了。虽然我可能打不过它,但我很清楚它下一步会走哪一步,会往哪个方向走。”钟鸣在隔离酒店又呆了一年,但他觉得很放松。他找到了之前科学合理的工作状态,“心里的包袱终于放下了。”

2022年9月,吴为随钟鸣前往贵州将军山医院寻求支援。那时的钟鸣,曾经支援过扬州、莆田、哈尔滨、海口、郑州,也经历过淞沪保卫战,在职业上和心理上都完成了一次蜕变。

将军山医院副院长周厚荣记得,他们凌晨12点左右到达医院,没有休息。他们一去,就穿上防护服,直奔总部会议室,了解病人的情况。钟鸣听后,脸色铁青,一句客气话也没说就直接“开训”,对所有不到位的地方都“严厉批”了一顿。

参加会议的都是从当地三所最好的医院调来的贵州“精兵强将”,但钟鸣毫不留情。“明天早上我看不到这些到位,你马上撤,让一群人进来。”吴伟战战兢兢地听着。他观察到其他人的反应并不积极,只是淡淡地“嗯”了两声。

对此,钟鸣并不在意。在他看来,新冠肺炎的危重病正在迅速发展。“病人的生命是从死神手里偷走的。我没时间(对你客气)。我只需要你照我说的做。”

事实上,钟鸣有他自己的说服人的方法。当时,钟鸣提出每天至少给患者“俯卧位通气”10个小时,引起了许多医务人员的关注。“我没听说过这种待遇。医护人员和家属都有点犹豫,不好翻身,所以大家的落实都不到位。”周厚荣回忆,钟鸣发现后马上让护士翻过来,指着逐渐好转的呼吸参数说:“事实胜于雄辩。”

这样的例子很多,给周厚荣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很单纯,专业知识过硬,决策能力很强”。他记得在短短的一周内,钟鸣的专业能力几乎“征服了所有人”。

吴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变化——当他刚到贵州时,他去巡视。“医护人员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没怎么关注你。他们要喊‘回合’,大家才会走到一起。”

但在他们即将离开贵州的时候,轮轮的场景堪比电视剧《白巨人塔》:“我去之前打了电话。我一到门口,大家都整齐地排好队,等着他。”

三年穿梭

类似的场景出现在2020年4月,钟鸣在武汉金银潭医院支撑了75天后返回上海。

当舱门打开时,在停机坪上一眼望去,媒体已经摆好了横幅和鲜花。免不了被要求说几句话。

钟鸣于2021年从武汉返回。

钟鸣准备了一段话,但走下舷梯后,他在举起的麦克风前一说话就哽咽了。在努力调整之后,他没有继续那个想法,而是说:“我回来了,武汉很好!”武汉正在恢复!”

在隔离酒店的第七天,钟鸣2020接通了记者的电话。“这是一种全新的病毒,”他说。“它完全颠覆了你之前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相当于被敌人杀死了,连他长什么样都没看清。”

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走进武汉金银潭医院南六病房办公室,看到显示器上的数字。“我躲开了。满屏都是警报。”

武汉金银潭医院的护士长方成回忆说,她不知道自己内心的震惊。她还记得,钟鸣刚来的时候,“像个学生一样,背着一个大背包,悄悄地走进去,穿上防护服,开始工作。”在她眼里,钟鸣总是平静而坚强。

但方成不会忘记,每次有病人不幸去世,第二天移交病人时,钟鸣的声音总是很沉重。戴着口罩,穿着防护服,她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觉得那声音就像一块石头被扔进了湖底,在场的人都被他眼里的小涟漪撼动了。想起来,日复一日的例行交接,因为有这么一个真诚的人,变得更有人情味了。

2023年的钟鸣要老得多。同事说他头发白了,皱纹也多了,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三年的奔波给他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爱好。以前他喜欢坐车拍照,拍几张,对着一个风景拍一整天。

“它在同一个地方有不同的光线,不同的旧镜片有不同的味道。奶油口味,重金属,电影…你可以蹲在那里不停地拍,拨弄,揣摩味道。”

但是,这样的闲暇,在今天的他看来,有些奢侈。他经常和吴伟抱怨他的猫不认识他。

幸运的是,经过三年的痊愈,他不再受到海啸的袭击。再回忆起武汉,他会笑着说,酒店里没有洗衣机。每天晚上下班后,他都会一个人在泳池边洗衣服。

洗完没地方挂,只好挂在衣柜里,开着柜门。壁橱里有一盏灯,亮着。他睁着眼睛度过了不眠之夜。

(原标题:《钟鸣三年:与新冠肺炎同行》)

责任编辑:高文图片编辑:沈轲校对: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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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名称:《钟鸣三年:与新冠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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