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进自己学校都麻烦”，高校校园开放有何难处？_教育家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有校园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要扫码才能进我任教的大学。”这是北京某大学教授吴明遇到的问题。
许多公众遇到的问题是，许多大学校园尚未对公众开放。如果他们和他们的亲友不和大学“碰亲戚朋友”，他们连预约挂号参观的机会都没有。
正因如此，最近关于高校校园开放的话题在网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虽然很多媒体通过发表“是时候打开大学的大门了”、“打开大学的大门应该是常态和共识”、“开放校园让大学伟大”等评论文章支持和呼吁大学校园开放，但“很多大学校园只对校友和亲友开放”的局面并没有改变。
如果说“大学敞开大门应该是正常的、常识性的”，那么大学开放校园的难度在哪里？如何解决大学开放校园的问题？近日，本报采访了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进自己的学校很麻烦。”
“我有工作证，我的车有校园通行证，但这些都没用。我要扫码才能进我任教的大学。”近日，北京某大学教授吴明对本报表示。
吴明认为，大学应该是开放的，不仅是为了师生进出方便，也是为了社会，而不是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还遵循疫情期间的特殊政策。
“我前不久半开玩笑地跟学校安保人员说，你们是来给师生提供服务的，不是来管我们的。”吴明说，“对方知道我是学校老师，笑而不语。”
进自己工作的学校都这么麻烦，更别说去别的学校了。吴明无奈地说，现在不敢冲进其他高校，怕门口不让进，挨一鼻子灰。只限于因为学术交流活动等原因被其他高校同行提前报道的高校。，他才敢站直身子进去。
几个月前，国家层面已经调整了疫情防控政策，大部分公共场所恢复了免费开放的状态。但是，仍然有很多高校像吴明的学院一样，保持着相当严格的招生管理规定。
前不久，一段游客质问深大保安“深大是谁的，为什么不让他进去”的视频引发了一场关于开放大学校园话题的讨论。于是，网上就出现了“深圳大学迅速调整政策，校外人员凭身份证登记即可直接进入校园”的传言。
然而，5月7日，处于风口浪尖的深圳大学发表声明辟谣，称“深圳大学的入学规定尚未改变”，并重申持有校园卡、校友卡、海滨社区居民卡的人员可凭卡入校；公务来访人员可通过学校预约平台预约报名上学；确有急事且未预约的访客，可在登记身份信息后，由安保部门进行审核。后续，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生活秩序的前提下，将及时调整学校入场管理规定，尽可能满足社会各界公众的参观需求。
换句话说，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深圳大学并没有顺势开放校园，而是选择继续保持严格的招生规定。
论文通过采访，梳理各高校发布的信息和媒体报道发现，目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对社会人员实行了登记，而中南大学对人员进出学校没有限制。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浙江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高校也实行了实名认证、限时、限区、提前预约等措施，方可向社会公众开放；但更多高校的招生政策与深大类似，即仍主要面向校友、亲友开放，其他社会人员目前没有进入学校的渠道。
大学校门的开关
大学校园该不该开放？其实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多轮讨论，大学校门在不同时期经历了“开启”和“关闭”。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姜建华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早期的国内大学大多有围墙，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是封闭的，学校管理是适应社会管理的。
在1990年9月18日发布的国家教委第13号令《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中提到，进入学校的人员必须持本人的学生证、工作证、考勤卡或学校颁发的其他证章、证件才能进入学校。未持有前款规定的徽章、证件的国内人员，应当向门卫登记后进入学校。
姜建华说，上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北大拆了围墙，建了商业街，校园自然可以自由出入。与此同时，学者“对窗外事充耳不闻，专心读圣贤书”的现象受到批判，大学对校门的控制也逐渐放松。
比如，在最近一次关于开放大学校园的话题讨论中，很多网友表示，疫情发生前，我国大部分大学都是对社会开放的；只是近三年来，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高校普遍实现了相对封闭的校园管理模式。
因此，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社会基本恢复正常秩序的当下，大量高校仍然实行相对封闭的管理，引起了公众的不满。
对于大学校园管理的现状，姜建华指出，一方面，大学在校园开放式管理方面确实面临一些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高校在管理上存在惯性路径依赖，或者说懒政思想——疫情没有完全走，不调整录取政策意味着社会人员可以进入校园，各种风险相对少一些，学校管理也更方便一些。
姜建华在大学校园开放管理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其实是一些爆发前就存在的老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一些知名大学就开始限制招收社工，引发了公众对大学校园开放的关注和讨论。
2017年，中山大学因“限制校外人员入学”的规定引发争议。该校校友认为此举违背了中山大学的开放精神，希望校方公开“限制令”的依据。2018年，南京大学也因在教学区多个出入口安装“门禁”引发争议。
当时，中山大学回应称，此前曾发生过不利于学校安全的事件，“外来令”是出于安全考虑；南京大学回应称，南大鼓楼校区位于市中心，周边流动人口多。试行“门禁”制度是为了制止各种扰乱教学科研秩序的行为。
同期，北大、清华等高校也限制招收社会人员。2018年，北大清华推出校园参观预约系统。北京大学已明确，公众可通过预约系统至少提前7天预约，每日开放预约总数为3000人，其中上午1500人，下午1500人。清华已经明确，校园参观实行网上预约，每个认证账号每周只能成功预约一次。校园参观在周末、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开放。
对于这种现象，陕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张强在《山东高等教育》2020年4月刊发表的《公立大学校园开放的法理、理论与治理》一文中指出，在我国，有形的校园围墙的开放与关闭，至今尚未能制定出明确的制度规范和有效的措施。根源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扩招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大众的进入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短缺，校内师生与校外人员的冲突时有发生。其次，民众在参观校园的过程中缺乏素质，引起了学校师生的反感和排斥。
如何解决大学校园的开放性问题？
“在倡导大学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时代，校园开放过程中遇到的尴尬局面仍是我国公立大学开放过程中无法妥善解决的顽疾。”张强在《公立大学校园开放的法理学、理论与治理》一文中指出。
但在专家学者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大学校园有理由选择不开放。
张强在论文中引用了《知识社会中的大学》一书中的观点，指出:“大学的任务是在社会中打开一个交流的场所，而不是最近的危险行为:使自己成为一个傲慢的官僚。”面对当前校园开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公立大学不应消极对待，而应立足于社会需求和公众引导，制定有效的管理措施，提高民众参与质量，在社会公共问题上表现出足够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化向心力，不陷于自我孤立或从众。
姜建华还指出，大学研究的知识和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满足和服务于社会的需求，而许多地方大学是城市的文化中心，这就要求大学向社会开放学校。“大学不仅要敞开大门，人文社科领域的一些论坛和讲座也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向社会开放。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姜建华说。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赵辉在接受该报采访时表示，大学校园应该开放。在常态化条件下，大学校园向社会开放有利于大学功能的发挥。大学校园不开放，会使大学难以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也会使大学难以融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
在楚赵辉看来，目前，造成高校在校园开放和关闭之间徘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校园开放条件下风险防控的责任边界不清，即大学校园开放引发的安全问题，是由高校负责，还是由高校所在区域负责，还是由上级管理者负责，责任分工不明确。从学校的角度来说，如果不想承担风险责任，就延续相关的保守封闭的管理方式。
1990年发布的《高等学校校园秩序管理若干规定》至今仍可在教育部官网查阅。楚赵辉表示，这表明该条款尚未到期。这个规定出台已经30多年了，是否还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姜建华建议，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应该研究并发布一个关于是否应该开放目前大学校园的指导意见。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学校园的智能化管理程度也越来越高。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和宣传校园文明公约，采取注册制，限制每天进校人数等措施，使校园管理的难度得到控制。
“办法总是比问题多。大学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应该是直接关门，而是发挥自身的智力优势，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开放程度。”姜建华强调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明为化名)
责任编辑：蒋晨锐图片编辑：乐浴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