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城市志｜一线城市人口集体负增长，释放了哪些信号
近日，四个一线城市人口负增长的消息引发热议。其中，深圳自成立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最新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深圳常住人口为1766.18万人，比2021年末的1768.16万人减少1.98万人。
此前，北京和上海已经公布了各自的人口数据，两地常住人口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4.3万人和13.54万人。5月12日，广州市202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发布。2022年末，广州常住人口1873.41万人，比2021年末的1881.06万人减少7.65万人。
随着北上广深常住人口步入负增长时代，预示着一线城市人口增长已经到了临界点，人口发展模式势必改变，新一轮的城市间人口洗牌已经开始。
一线城市已经统治了20年
据说一线城市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地产商提出来的。1998年，中国实施了住房制度改革，拉开了住房商品化的序幕。与之相伴的，是以每年一个点的速度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浪潮。作为站在城市链条顶端的一线城市，自然成为人口涌入的首选目的地。
但仔细观察这20年的人口增长曲线，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属于北京上海的黄金时代。随着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和2002年上海申博成功，北京和上海作为两大国际赛事的举办地，掀起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高潮。城市面积和城市范围的迅速扩大吸引了大量移民的涌入。
2000年，北京和上海的常住人口分别为1363.6万人和1608.6万人，但到2010年已经飙升至1961.9万人和2302.7万人。十年间增加了6700万人，相当于每年增加一个中等城市的人口。
但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尤其是2014年以后，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大城市病，北京、上海相继出台疏解城市功能、严控城市人口的政策，人口增长开始放缓。比如上海，2013年常住人口突破2400万后，几乎停止增长。在北京，2017年以来，常住人口出现持续负增长，6年累计减少11.1万人。
与此同时，同为一线城市的广州和深圳，继续敞开大门，欢迎四面八方的人，于是成功接替北京和上海，开始引领人口增长。2000-2010年，广州和深圳的人口增长只有两三百万，不到北京和上海的一半，但在2010-2020年，突然上升到6700万，相当于前一阶段北京和上海的增量。
然而，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从上一年开始戛然而止。2021年，广州人口增量从上一年的43万锐减至7万，深圳从2020年的53万骤降至不足5万，去年直接录得负值。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生育率下降有关，也与深圳调整落户政策，提高落户门槛有关。此外，还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疫情导致企业用工需求下降，大量农民工离开深圳返乡等。毕竟老家租房成本和伙食费更低，疫情影响更小。
类似的场景在2019年的武汉上演，但次年武汉人口强劲反弹。所以很多人坚信深圳人口下降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今年一定会由负转正。今年年初，深圳地铁客流再创新高，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但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广州、深圳在内的一线城市已经不再是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
人口“强省社会时代”的到来。
2017年，武汉的一声炮响，点燃了延续至今的“抢人大战”的导火索。此后，各城市纷纷加入“战局”，就连北京、上海也不同程度地降低了落户门槛。但总的来说，“抢人大战”的最大赢家还得是各地的强省。
比如2017年“抢人大战”第一年，Xi安常住人口激增104万；2021年，逐步走出疫情的武汉人口上升120万；至于杭州，由于2019年常住人口净增比广深多55.4万人，人口增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前列；成都常住人口总量逼近北京，很多人预测“人口第四城”将在五到十年内易主。
当初广州、深圳接手北京、上海，是因为后者严格控制人口，而前者开门方式不同。强省会接手一线，主要是人们考虑房价等生活成本。比如2022年人口增长第一的城市是长沙，有“炒房团墓地”之称。
诚然，长沙、合肥乃至杭州、成都等城市，在工作机会、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方面，与一线城市仍有一定差距。但是，人们在选择一个城市时，不仅要关心自己赚了什么，还要考虑自己付出的成本，这往往是权衡两者的结果。
目前一线城市房价明显高于二线省会城市。其中，最“便宜”的广州，4月均价也是4.5万元每平方米，而北上广深均超过6万元每平方米。以至于连华为这样的顶级厂商都把总部从深圳搬到了东莞。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平均工资并不比二线省会城市高多少。据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一季度数据显示，一线城市中收入最高的上海(13433元)平均薪酬仅比中部的武汉(9998元)和西部的成都(9694元)高出不到四成。然后对比一下平均房价，很多人会结合自身情况选择回二线省会。
此外，近年来随着产业转移，湖北、四川、安徽、湖南、广西等传统农民工输出大省，人口回流国内。这部分回流人口主要去了当地省会，导致长沙、合肥、武汉、成都等城市人口快速增长。
可以说，属于强省协会的“人口时代”已经悄然到来。
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
虽然人口流入的具体城市发生了变化，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总体趋势没有改变。
当然，随着中国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时代，大城市人口增速也在放缓。即使在人口增长较高的城市，如长沙和杭州，去年的增幅也只有17.8万，远低于北上广深高峰时67万的年平均水平。
事实上，增长乏力的不仅仅是头部城市，就连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也开始面临类似问题。比如全国人口第一大省广东，曾经是无数农民工的首选目的地。一句“东南西北，广东致富”足见其巨大的人口号召力。从2010年到2020年，广东常住人口增加了2170.93万人，是第二名浙江的两倍多。
但到去年，珠三角9个城市中，除珠海外，其余8个城市人口都是负增长。其中，被称为“世界工厂”的东莞，人口减少了近10万。受此影响，广东省常住人口也出现多年来首次下降。
虽然长三角的情况比珠三角好，但整体人口增速也在放缓。除了杭州和合肥，其他城市去年人口增长都不到10万。扣除当地自然增长，新移民所剩无几。
与此同时，长三角和珠三角外来人口本地化趋势正在加强。以深圳为例。虽然常住人口在减少，但户籍人口从2021年的556.39万人增加到去年的583.47万人，整整增加了27万人。户籍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例大幅提高。
这一方面说明外来人口定居大城市的愿景依然强烈；另一方面，它也提醒城市管理者促进永久居民平等权利和公民化的重要性。
因为随着人口总量的下降，“抢人”的高潮已经过去，城市发展的驱动力已经从人口数量转向人口质量，这也是为什么最近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高质量的人口发展支撑中国现代化。
人口红利终将过去，接下来要争取的是人才红利和人文红利。
周桓海报设计
责任编辑：王磊图片编辑：张同泽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