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技术与经济增长
视觉中国资料图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的技术和发明不断出现，让人感觉习以为常。20年来，从太阳能等可再生技术的不断完善，到移动通信对商业模式的创新，再到近两年火热的电动汽车及其自动驾驶理念，似乎技术进步正在我们身边无处不在。
从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或大或小的风险投资项目，有的经过市场的检验，成长为新一代的行业巨头，有的最终走向灭绝。虽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相当复杂，但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成功的技术创新项目往往因为对社会产生了更广泛、更重要的影响而得到市场的认可并取得巨大成功。这种创新因其全面的、革命性的技术突破，被经济学家称为通用技术(GPTS)。
通用技术可以对经济中的许多行业和部门产生影响，并具有促进经济大幅增长的潜力。他们可能实现新的生产方法或提高部门现有的生产效率。从历史上看，蒸汽机、交流电等共性技术的直接和间接发展，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乃至城市和社会的组织形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目前流行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直接将GPT三个字母嵌入产品名称。无论其最终走向如何，都说明创投界对通用技术的重视。这再次提醒我们，熊彼特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通用技术与经济思想
《告别慈善》的作者、经济史学家格雷戈里·克拉克有一个在华人世界广为人知的“批判理论”:“其实人类历史上只发生了一件事，那就是1800年前开始的工业革命。”提到工业革命，人们首先会想到以蒸汽机为代表的一些共性技术。尽管如此，人们并没有立即认识到通用技术的重要性。
《告别慈善:世界经济简史》，格雷戈里·克拉克著，洪世民译，共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济学家认为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速度是繁荣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决定其增长率。20世纪中期，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索洛命名的“索洛模型”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这一概念，即由于边际收入递减——资本的所有用途最终都会被耗尽——一国的经济增长会随着其资本投资规模的扩大而放缓，因此较富裕的国家增长较慢，而较贫穷的国家增长较快，最终会赶上。
索洛模型可以有效解释二战后德国、日本等后工业化国家的快速增长。但令人尴尬的是，战后历史表明，许多贫穷国家的经济似乎从未改善；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战后依然可以实现高速增长。此外，尽管许多国家的储蓄率高于美国，但它们并没有实现像样的经济增长。更尴尬的是，随着统计技术和现有数据的完善，人们发现，在比较各国的增长差异时，大部分增长都是由模型中所谓的“索洛残差”推动的，比如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至此，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技术进步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根本性影响。
技术进步本身并不一定带动GDP增长，因为需要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产品。例如，古腾堡印刷技术的全部潜力直到质量好的书籍被大量印刷并在市场上销售才被释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的受益者并不总是发明家，创新与回报周期的错位，是各种风险投资和创业者博弈的市场。
技术创新的两面性
美国作家威尔·罗杰斯也有一个可笑的“批判理论”:“自创世以来，人类有三大发明:火、轮子和中央银行。”虽然他的意思是说钱对人类的意义重大，但是火的使用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通用技术，比如取暖、烹饪、金属冶炼等等。它在开发工具、种植作物和改善人类营养摄入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汽车和火车是一般技术创新的另一个例子。交通效率的快速发展不仅让人们的出行更远，还创造了一系列新的产业和工作岗位，甚至更新了几千年来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
虽然人们很难对化石燃料等通用技术做出完全结论，但其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实际上已经促使许多国家寻找替代品，以ESG为代表的新资本市场模式也正在形成。同样，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的广泛采用为电子商务、数字媒体和移动应用创造了新的市场和就业机会，但社交媒体也给文化和集体心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外，在审美意义上，有人认为一封精心书写的情书就像一件触手可及的艺术品；当人工智能可以在几秒钟内生成上千张图片时，一些手工艺术品就变得非常廉价。从情感价值的角度来看，这种失落感当然可以理解，但我们不要忘记，技术创新也会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比如没有电吉他，就没有后来的摇滚音乐，就没有大型的几万人同时听的歌唱/表演。
通用技术和企业家精神
尽管通用技术在推动长期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显而易见的是，它的出现往往不是基于空创造，而是取决于一系列本地创新和制度环境，以及一个逐渐发展和融合的过程。没有中世纪行会学徒精湛的珠宝加工技术，就不可能制造出精密的机械钟表，古腾堡的印刷机也就没有技术基础；同样，如果没有互联网技术的本土创新和芯片制造技术的积累，人工智能技术也就无从谈起。
这里的区别在于，那些旨在解决局部问题的专用技术创新往往周期短、影响力有限、创新风险相对较小，而能够改变很多行业的通用技术往往发展缓慢。更重要的是，它们在刚出现的时候，并没有像特殊技术那样有确切的应用前景，研发前景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其创业风险也不是小规模投资所能覆盖的，需要大量的风险投资和几代创业者的持续投入。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基础恰恰是一个社会对错误和失败有足够的容忍度和可靠的私有产权保护制度。
企业家不是天生的赌徒。即使是那些在大航海时代拼死拼活的探险家，也需要持有君主的特权证书，因为这是事后收入的保证。很难想象一个勘探成果随时可能被各种苏丹掠夺的奥斯曼商人，愿意去探索未知的商业世界。
同样，即使有大量的本土技术创新，如果社会和市场参与者不能低成本地进行广泛的互动与合作，而是在物理和心理上充满偏见和隔阂，一般技术创新的必要融合和碰撞也是不可想象的。西班牙人科尔特斯到达墨西哥时，发现很多印第安民族还处于刀耕火种的部落时代。除去贾里德·戴蒙德“东西/南北大陆轴”的客观影响，印第安部落因为血缘等习俗，缺乏大规模跨区域合作所导致的认知内卷化，这大概是对思维的解释之一。
一般性技术创新的机遇与挑战
从历史上看，增长停滞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企业问题。长期发展停滞往往会导致政治风险和对体制的信任减弱。在当前的后疫情时代，世界经济再次受到增长放缓甚至衰退的威胁。虽然历史从来不会重演自己的剧本，但人们还是有必要再次认识到真正驱动创新增长摆脱存量博弈的意义。
重视通用技术并不意味着忽视本土创新。相反，各种看似不起眼的局部创新和改进，才是重要通用技术创新成功的基础。这些分散的、无计划的知识积累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既不是个人天才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事先预期的那样完美地训练出来的——技术从来都不是完全中立的，总是伴随着不可预测的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后知之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但我们知道创新是如何失败的。创新从来都是一系列软实力的体现，涉及到开放、包容、产权、传承、教育等方方面面。如何理性拥抱创新和挑战，是文明的应有之义。
(作者何坤是农业投资者)
责任编辑：蔡军剑图片编辑：胡梦埼校对：徐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