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锌：健康码彻底退出势在必行｜学者评论
健康码作为数据、技术、政府权力深度融合的疫情防控应用系统，将数字技术嵌入社会治理，是技术权力与国家权力深度融合的典型样本。 三年来，“明码”、“扫码”成为生活常态，“黄码”、“红码”、“弹窗”也成为很多人焦虑的生活体验，这无疑将成为未来全民最深的集体记忆。 诚然，在这个特殊时期，《卫生法》以其技术与权力的强力结合，提升了国家疫情风险防控能力；但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全面撤销卫生法典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
治理工具的选择首先要考虑其底层逻辑和运行机制。 健康码通过采集个人身份信息、疫苗接种、核酸检测、场所等出行轨迹信息，采集大数据分析，为个人疫情传播风险画像，并做出相关自动决策，如红色代码、弹窗等。 基于这种数字化工具的风险判断，管理主体再采取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如集中隔离、强制核酸检测、居家观察等。 可见，健康码的底层技术是对社会成员的大数据监测，通过大规模、持续、高强度的监测、评估和控制，进行风险防控。
技术只是健康代码作为治理系统的要素之一；事实上，作为一种治理工具，卫生法典将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权力和个人权利之间的权衡。 在技术赋能的帮助下，政府控制疫情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但这是以限制个人权利和自由为代价的。 健康码对个人进行全方位监控，处理大量涉及隐私的敏感个人信息，实施大数据分析和相应的风险判断，进而采取隔离、封锁等管控措施，无疑是对个人权益的限制和减损。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限制和减少个人合法权益的原因来自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引发的应急管理。 在这种状态下，公共利益在疫情风险防控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为了公共利益让渡部分个人权益，成为个人对社会的道德责任和公民美德。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兼顾技术、管理和个人权益的治理逻辑，只有在应急管理场景下才能被正当化。 如果说卫生法典是疫情防控初期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显著变化，卫生法典继续存在就成问题了。
首先，健康码运营管理权的法律基础发生了显著变化。 卫生法典出现在疫情防控的应急管理场景中，其合法性依据是《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 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重大调整，政府主导的全方位防控责任让位于个人作为第一责任人的社会机制。应急管理向常态管理转变后，卫生法典所依赖的应急管理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复存在。
其次，由于管理权限合法性的变化，健康法典在处理个人信息时也面临着目的合法性的危机。 根据《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个人信息处理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并且是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的。 随着抗疫策略的转变，常态化核酸、明码、扫码及相应的管理措施发生了重大调整，健康码不断采集处理个人信息，对疫情防控目的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
基于卫生编码数据处理系统采取的各种行政措施，需要结合政府管理的任务、目标和职责，充分考虑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平衡。 在紧急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而限制私人利益是可以容忍的；但如果扩展到正常的公共治理，就会导致技术和权力的压迫和暴政。
在当今中国，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政府治理场景，不仅带来了显著的治理效果，也对社会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旦应用了技术手段，会不会形成惯性和路径依赖？会不会形成新的权力利益格局？这些焦虑和担忧弥漫在当下。 健康在完成其特定的能效阶段后，既能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又能彰显技术的可逆性，对当前社会的技术恐慌和社会焦虑有一定的抚慰和疗愈作用。
所以，随着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撤卫码势在必行，不容伏击，不留尾巴。 健康码应与中央和本地应用程序离线，停止数据处理和服务，并依法删除收集和处理的信息。 尤其要警惕和制止各种冲动将健康码用于其他用途或场景。 基于特定应急管理情景、特定权责、特定目的的卫生法典，如果超出这些特定的时空情景和法律环境，必将面临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