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上北大”的甘相伟：十一年后，“励志”退潮
四月的广东很闷热。像往常一样，40岁的思想政治教师甘在上课前拿着麦克风和他的学生一起喊道:“我是最棒的！我是独一无二的！”上课进行到一半时，一些学生在台下摇摇晃晃。
甘正在上思想政治课。本报记者葛
甘并不关心厨师和汽车维修工人的学生如何评价这些商店。2021年底，他来到这所职业技校任教，身上带着他通过努力获得的骄傲标签——曾经的北大保安，聆听者，励志偶像。在学校接待大厅一见面，他就给记者发来三本自己写的书，用一个清脆的红色塑料袋包着——一本是2012年出版的《站在北大上》，另外两本是自印的《从北大启航》和《离开北大后的齐飞》。
2008年，甘带着一个寻找人生意义的愿望去了北京大学。他前后遇到的是中国经济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那时候舆论天天鼓吹个性，社会上也经常流传着人们靠“金点子”发财的传说——会讲惊人之语，“不走寻常路”可以广为宣传。保安偷听文世哲被北大成人教育录取的故事令人鼓舞。
在一些间隙，甘到处演讲，讲述自己在北大做保安的11年经历，一遍又一遍告诉听众，要找到自己的优势，相信自己，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离开北大是一个分水岭。随着“励志”大潮的退去，关注他的人也渐渐稀疏。2018年，甘去武汉传媒学院当辅导员，一年后在尴尬的压力下辞职。闲了两年，去了上面的职业技校教书。
甘魏翔告诉记者，他从来不愿意过平庸的生活，他想突破自我，实现自我。这个想法一直追着他，但他无处可去。
以下为与甘的口头对话，部分摘自《站在北大上》:
噪音和寂静
现在这份工作是北大的一个校友给我介绍的。我四十岁了，想安定下来。我也喜欢温暖的地方。广东这边气候好，房价也可以。
疫情发生后，我已经三年没有发表演讲了。以前到处做讲座，不是很经常，大概一个月两次，出场费3500。
以前有记者来采访北大保安队，保安队长知道我读书好，会推荐我。后来一些中学和大学邀请我去演讲，让我给年轻人做个榜样，看我能不能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好好学习。
演讲时，我对听众说:不要怕偏科学生，你可以走几步。如果考不上本科，可以先读专科，再读本科和研究生。有些人直到上了研究生才找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有些人没有拿到北大的学士学位，却拿到了北大的博士学位，或者出国留学。他们在国外四处奔波，后来来到北京大学当老师。
下面坐着成千上万的学生，我要给他们签名，鼓励他们追求梦想。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挺自豪的。
印象中，被打的最严重的一次是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演讲的时候。有人问:“你为什么不学数学？学数学更多的是为国家做贡献。”
我只能说:“我喜欢文学，你喜欢数学。这并不矛盾。没必要和我争论。”
那时候每个周末北大都有二手书市，我们可以去选。我喜欢周和史铁生的散文。我总共有5000多本书。我还修了成人教育的学位。参加北京大学的成人教育，科目是语文、英语和政治。对我来说，参加数学考试将会非常困难。
毕业后还是想留在北大，就在北大西门旁边租了房子，然后自由听课，又呆了五年。先去了一所中学工作，但觉得和北大自由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有点压抑，就没去。还有一次，因为业余时间不能太闲，想进公司工作。都是暂时的。工作之余在看书学习写作，想写点人生感悟。
2018年，一位北大校友给我找了一份武汉传媒学院辅导员的工作。做辅导员的压力太大了。我要带十节课，340个学生，还要24小时开机…上完这一节就走了。
他们在看。证明给他们看。
我以前的志向是向学术界发展。我喜欢阅读。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镇上的书店很少有书卖。那时，我会拿起一张纸看一看。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想过挣扎着走出农村。小学的时候，我经常考第一。村里的每个人都认为我会成功。有的家长会当着我的面批评孩子，有的孩子甚至对我有“敌视”的情绪。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才五岁。别的孩子总喜欢嘲讽我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我跟他们骂过，打过，但是他们没有解决问题。我三爸看我和我姐太小，我妈真的太难了。她刚刚解除了婚约，来我家和我们组建新家庭。为了挣钱供我读书，他业余时间去城里当建筑工人。据村民说，他舍不得买小风扇。
我爷爷曾多次对我说:“宝贝，等你长大了，你会成功的。你千万不能忘记你的第三个父亲！””
那时候没上高中的孩子免了很多费用，省下来的钱主要用来盖房子——我之前问过家里人我的希望，他们说，只要你不在农村种地就行。在村里，因为读书，家里条件差了一点。
父母希望我有事业是好事，但另一方面也给我很大压力，太功利了。
考上高中是我人生中第二次去县城。我小时候去过一次。我先坐车到镇上，然后转到县城。那一次，我代表小学参加了一次数学竞赛，获得了第二名。当时我以为我以后会一直是第一，但是到了广水一中，我有点受打击，突然看到别人比你强。我真的在数学上下了很大功夫，但是还是起不来。我还去找了我们班数学最好的同学，让他们给我讲课。我能理解数学的思维，但涉及到解题就不会了。
农村人没有出路，要么当兵，要么上大学，但是当兵对我不好。那时候村里的年轻人大部分都已经出去广东打工了。我会觉得羡慕。回来后给我讲他们见过的世界，带回新的东西，比如饮料。以前农村哪里有饮料，哪里就有菠萝罐头。村民们从来没有吃过菠萝。
但是我没有心思做生意，天天进货赚钱，然后进货赚钱。我觉得“含金量”不够。
高中的时候，我决定退学去上海工作。我想测试一下我出去赚钱的能力。那时候我的堂兄妹已经出去打工了，一个月700块钱，比一中老师的工资低，但是比一些乡镇干部的工资高。班主任知道了，说:“你没有文凭，没有技能，什么都没有。”我一个人走自己的路，自以为能吃苦，却发现体力劳动真的不行，搬不动钢筋。
几个月后，我又给班主任打电话，说我要回学校了。
在我上班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会考上名校，至少能排到湖北省500强。但我连广水前100都进不了，不可能。
工作的时候很沮丧，回来后心态也不一样了。想先读专科，有机会再“升专科”。我能接受自己上不了名牌大学的事实。
“进去，出来，给谁看？”
高考成绩比我预想的差，只能读专科，在武汉读书。但是能去省城读书我还是挺自豪的。我的一些高中同学都在武汉大学读书，我可以拿到课程，于是开始上各种名校，特别积极。以前高中老师常说，要出水；他们说高中是小池塘，大学是江河大海。我想，在小池塘里能看到什么书，能看到什么样的老师？我在中小学的时候，没有听过一些大智慧的人的话。大学肯定不一样。大学教授讲课肯定涉及生活中很多话题。
印象最深的是杨叔子的讲座。他是机械工程方面的专家，但他会讲道德经，让他的博士生背诵道德经。里面的哲学论述很有意思。“水好则水利万物不争”，“无中生有”。宇宙是一个巨大的源头。
二十出头，一直陷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书学习。那些伟人都是打通儒释道的人，读古书的人很厉害。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积累很重要。未来的舞台会有多大？为什么要急着赚钱？
大专毕业后，先在广东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了一年，觉得满足不了精神需求，就去了北京旅游。一个老乡说可以介绍我去北大当保安，我就去了。一个月600块住八人宿舍，但是可以吃北大的食堂，很便宜。
甘穿着北大保安制服。图片来自网络。
北大的保安三班倒，每班八小时，站岗大概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要巡逻，进行安检，确保学生自行车不被盗。很辛苦。我不得不在炎热的太阳和下雪的冬天在那里站岗。
我见过北大夜晚的宁静，也见过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北大看日出最好的地方在未名湖。许多人来北京大学并在那里拍照，但我们每天都在湖边散步。
最好是去上早班。这样晚上可以去听课，七点到九点都有课。有空就早点去，坐前三排。
安全团队里还有其他喜欢学习的人。有些高中毕业生，可能因为家庭条件不好，没有考上大学。他们做保安，业余时间想看书听讲座。
后来，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成人教育。我大概每半年开始学三四门课，刚学完。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来参加，还有一些是博士生。
站上北大前后，甘一度得到了不少关注和追捧。图片来自网络。
有一些写论文的课程。我不喜欢写论文。我觉得卷子干巴巴的，没有感情。就像一些渊源不同，版本不同的书一样，我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学者，这不是我想研究的。
“三批判”(指康德哲学)我不会看，更不会买。我觉得我没有足够的哲学头脑。我可以把这些书给谁看？
在北大上课的时候，我从来不和老师合影。有些人和著名教授合影，我觉得没必要。但是，曹文轩请我们学生吃饭。那个班人少了，学期结束了。他感谢我们的支持。
科学哲学学者吴果在怒放的时候讲课，我问他:“科学技术爬到山顶的时候，佛教是不是已经在那里等着了？”我忘了他是如何回答的。
被困在未完成的任务中
一直想写点什么，高中的时候就在想，人生怎么才能有所成就？我只想写本书。看到圣人说的话，我很羡慕，这种话流传了几千年。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也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
我的独特体验是什么？还是我大学毕业就敢去当保安，走一条不一样的路？
古人讲“文章经国大业”，把文章看得多么重要。古人只要文章写得好，就能当官，靠的是自己的性格和风格。那时候的心灵更加自由。
到现在我还是每天在线听课，每天学习。
甘任教的学校墙上，至今还挂着鼓励学生要自信，要坚强的标语。本报记者葛
小时候，我以为我会因为“死亡教育”而走出去，将来有所成就。我还是会回忆起父亲去世的那一幕。母亲脾气不好，父亲的去世可能对她是个刺激。每次父亲的祭日，爷爷奶奶都会面对着山坡，向着他的坟墓方向哭泣——我想，既然每个人都会死，一百年后我们都不在了，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我一直觉得，如果我没有留下痕迹，对不起几十年的人生。
我对单词比较敏感，老师一教我我就背。中国有很多古典诗词，诗人们会在诗词中谈论自己的人生意义。我还记得十几岁的毛泽东写道:“我的孩子决心离开农村，直到他学会成名，他永远不会回来。尸骨不用埋，生生不息。”
但是，我还是很迷茫，想解决。高中的时候，有些触及不到我内心世界的课，我是听不进去的。那些老师，没有心理学背景，也没有在外面的世界游荡过，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另外，主要问题是这是我的家事(指父亲去世)。我不想说这么痛苦的事。我不敢。但是我很害羞。
我在审计的时候，一直对这个“生老病死”的问题感到不解。直到四十岁我才放下。我读了南·怀瑾的书，他说，让它去吧，甚至让它去吧。
这几年，不工作的时候，逛书店买书，或者旅游，几乎都去过。过年的时候，除夕不回去。过几天就回去，走亲访友。
我妈和我姐住在随州。妈妈一直都知道我喜欢读书，现在也不找她要钱了，不用担心她。我的堂弟们之前考试都不及格，但是学了一门焊接技术后，亲戚朋友凑了10万慢慢开店。商务人士在随州买房很正常。早年羡慕他们做生意，现在读了书，渐渐不羡慕了。我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像以前那么纠结了。
去年我爷爷去世了，我只回过一次村。我很少回去。村子里年轻人不多。老人们都知道我在北大学习，做保安。当他们看到我时，他们无话可说，除了，“哦，你为什么不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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