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女人组诗现实意义 女诗人翟永明的“女性观”翟永明女人组诗现实意义 女诗人翟永明的“女性观” 发布时间：2023-05-05
阅读提示:它焦虑、迷茫、多样，也美丽、冷酷、真实。可能没什么用，但对还关心诗歌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
翟永明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诗人。1984年，他的组诗《女人》以其独特离奇的语言和震撼人心的女性立场震惊了文坛。1998年，“白夜”酒吧文化沙龙在成都开业，策划举办了一系列文艺、民俗影像活动。2010年入选“中国十大女诗人”。他曾获得中坤国际诗歌奖、意大利Ceppo Pistoia国际文学奖、美国北加州图书翻译奖、中国文学传媒杰出作家奖和上海国际诗歌节金玉兰奖。
“白夜”酒吧由诗人翟永明经营了20多年。2022年7月3日晚，成都窄巷子32号，有着14年历史的白烨宽窄店迎来了关门前的最后一夜。
成都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地标发起了集体告别。房子满了。疫情以来还是第一次。当晚，建筑师刘加坤喝了酒，艺术家何多苓和几十年不见的老朋友重逢，翟永明被粉丝拉着拍了很多照片。告别的气氛平和，带点庄重。翟永明亲手缔造的成都文化地标倒下，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幸运的是，“白夜”并没有消失。玉林路的老白夜，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已经在成都老小区重启。然而，翟永明也面临着一个新的担忧:市场能容纳“白夜”吗？谁来承担诗和梦的成本？
翟永明近年来的焦虑、生活和写作都集中在她的“全浸式末日剧本”中。这本诗集写到了疫情，甚至更多的是路由器空垃圾，奇点…它焦虑，迷茫，多元，美好，冷酷，真实。可能没什么用，但对还关心诗歌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
上图:《白夜往事》纪录片回顾了成都白夜酒吧20年来的历程——从乌托邦世界到现实经营，从一群诗人艺术家的风华绝代到年过半百。
我想做自由职业者。
新民周刊:从卡夫卡开始，人类的恐惧——被瓦解，自我毁灭——就一直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你写作的起源(1980年代)开始，你的写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翟永明:一方面，它没有改变。我还是从生活本身出发。也许女人对此深有体会，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国外一位女艺术家曾经说过，“我的身体就是战场”(芭芭拉·克鲁格，美国女权主义摄影师，原文为“你的身体就是战场”)。也就是很多女艺术家选择身体作为表达方式，比如动作艺术阿布拉莫维奇。对于我们女性作家来说，从自己的身体和经历出发肯定更重要。从自己的感受出发，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出发，属于完全个人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读书，但不从理论出发；我们思考，但我们用身体去感受和描述。无论我的写作主题是什么，比如关注未来的发展、科技伦理、环境保护，但这些都是基于个人感受，延伸到大的群体。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群体和我有同感。基本上我不知道如何在一种理论的指导下写作，更多的是来自我的生活经验，最重要的是不断的重新认识世界。
新民周刊:其他一些变化在哪里？
翟永明:在80年代，我对世界的理解肯定与当时的整个社会环境和我们的立场有关。90年代就不一样了，外部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朋友都下海了，外面的世界变化很大。我自己也会改变很多，因为我要应对变化的世界。当然，用我们自己的方式，首先要解决好自己的生存问题。
我出过国，知道在资本社会个人是很脆弱的。80年代，我从工作单位出来后，只是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有点像现在工人的日常生活。找到工作，工作半年，先解决这一年的生活。成都人只要有一点生存的可能，别的都不想干。他们属于一个懒惰的族群，诗人更懒惰。但是90年代以后，整个社会都在转型，无法相处。年纪大了，开始想做一件事，但必须和自己喜欢的事联系起来。我最看重的是写作。在美国的时候，我觉得要想留下来，就得进入他们的体系，学英语，进公司。我之前的单位条件比一些美国公司好。为什么我花了半天时间想回到原点？我不想。其次，我看重自由，工作自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我本来是想开书店的，但是肯定亏了。后来在英国看到一家综合咖啡店。有咖啡馆，有书店，有画廊，那时候很喜欢。现在回想起来，《白夜》满足了我的愿望。
新民周刊:你在玉林西路的新《白夜行》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决定。当时决定关掉宽窄巷子的《白夜》？
翟永明:做生意时，我基本上依靠直觉。很多人都要计算房租和人工成本。算完了，我就看自己行不行。我从未做过那件事。看到玉林西路的房间空时，一时冲动立马就拿了。后来房东无论如何也要收回空房，开了各种店，开不下去，租给别人了。2021年7月，此空房可转出。问我要不要。我也没有犹豫一分钟。说我马上要。二房东要收转让费。大房东听说了，也给我涨了房租。现在租的，是整条街最高价。没办法，因为我肯定是想回到原点的，对方也很了解我的心理。
新民周刊:回到原点也是奇迹。20多年难吗？
翟永明:当然是了。一直都是。2000年以后(补充《白夜》)，我写了很久的专栏，什么都写。我的姐姐(莫然，著名作家和编辑)写电视剧，我迫不及待地想写电视剧。我给别人做过写作，策划等等。上世纪90年代，成都没有酒吧和咖啡馆，“白夜”生意还不错。但是成都人喜新厌旧，总是到处寻找新事物。所以后来2003年，2004年以后，就很难了。
酒吧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它让我有社交生活，通过朋友了解世界和人。因为《白夜》，我的诗风也发生了变化，也开始写一些城市生活。例如，我写了莉莉和琼坐在酒吧里。
上图:翟永明接受采访。
看禁书的少女时代
新民周刊:你家有五个孩子。我觉得你插队没多久，不到两年就回来了，又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那时候你很幸运。那么，你所说的“家庭压抑”从何而来？
翟永明:主要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我们家挺正统的，所以我和家人的关系有点坎坷。年轻的时候，我很压抑，很顺从。关键时刻，爆发了。比如我突然辞职，谁都没想到。我工作的研究所，里面的人都特别保守，没有一点差别的空间。每个人过去都穿得一模一样。文革后，追求时尚成了一种反叛，可以说是“报复性打扮”。上大学的时候在这方面有点与众不同，所以要穿得更前卫，更有个性。最终，这种叛逆也导致了我和家人的关系，和单位的关系的割裂。那时候人们看到你稍微好一点的打扮，就以为你有资产阶级思想，甚至后来还以为你是流氓。那时我已经开始写作，和一些艺术家有过接触。他们留着长发和胡须。有时候这些朋友来找我，研究所的人都以为他们是流氓。我一直和流氓玩，我不是好人。事实上，这些“流氓”包括刘加坤、朱成、何多苓和吕玲珑。
新民周刊:当时你的写作主要受两条线影响:一条来自《简爱》；另一个是父亲的藏书，包括《桃花扇》《西厢记》等古典戏剧的剧本。你的这两本家谱很有意思。
翟永明:在贫瘠的年代，别无选择。那要看你对什么书结缘了。当时看了很多杂七杂八的书。回想起来，很多还是民国版。我讲了中学怎么看杂书，遇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那时候除了少数红色经典，其他的书基本都被禁了，但是我们有一个民间的借书链条:一波爱看书的人，有点像一个小型的地下组织，大家互相借。这种情况下，手里流通的书，什么都可以看。
我们班有个女生，她父母收破烂。当时“文革”期间，很多人都不敢保留自己的书，全部卖掉扔掉。他家收破烂，到处收，放家里，品类丰富。知道我喜欢读书，女孩从家里拿出来给我看，传给了她的同学。在那种情况下，我读了很多世界名著，比如《简爱》。同学之间互相说谁有什么书，大家都借。不像现在，书店里全是书，没人看。
新民周刊:现在真的是知识爆炸。全世界都有书，你一辈子也读不完。
翟永明:是的，我根本看不懂，我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我有时候去书店从下面堆起来，就头晕，不知道看什么。以前是口口相传，据说有本书特别好，大家就到处找。另外，我记得当时看了很多没头没尾的书，因为在不断看的过程中，前面已经翻了，不知道什么是书，所以拿到手研究。过了好几年，突然看了一本以前看过的书，然后知道了名字。我记得有一本书《三侠五义》，断成两截，书脊勉强连在一起。阅读每一页时，上一页翻过来，下一页要一起读…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
那时候一本书可能对你有很重要的影响，简爱对我的影响也很大。说到女性意识，已经很晚了。但我在70年代看了《简爱》这本书，震惊了。
上图:中国观众更熟悉由李紫和邱岳峰配音的《简爱》。
新民周刊:80年代末到90年代，林白和陈染，私生活和一个人的战争出现了，写女性。至于女性在诗歌中的地位，你应该是最早的，伊蕾的相关著作就在你后面出版。她的《单身女人的卧室》在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那就是女性意识和女权的觉醒。
翟永明:我的组诗《女人》写于1984年。当时不可能出版，过了两年才出版。1986年，我开始强调一些先锋文学的发表，于是《诗歌》杂志找到了我。
新民周刊:我读过你早期写的女性和母亲的诗。你当时关注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一个是母性的描写。为什么关注这两个主题？
翟永明:我写《母亲》这首诗的时候，它和我写的关于女性意识的诗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母亲，我肯定写了我自己的经历和我与母亲的关系。但是，诗中母亲这个角色，其实代表了我们上一代中国女性的一种状态，毕竟差不多。当时确实是我和家人矛盾最严重的时候。他们觉得我叛逆，其实我不叛逆，只是我们家最叛逆。因为我和身边这些诗人的接触，以及对工作的态度。写“女人”诗那段时间，生活充满了家庭矛盾和社会矛盾，一种社会变革中间的冲突——因为整个社会都不喜欢我们这种人，偏见很深，把他们当流氓，尤其是女人。也有一些封建意识在里面。
新民周刊:您在陈楚(诗人兼出版人)的《行距》一书中写了汶川地震。那组诗很好。你一直坚持用写作来干预当下的社会现实。这真的很有勇气，很了不起。
翟永明: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这样写作。我写的两首诗《童妓》和《故乡》，是我最早涉及现实的诗，都来自实时新闻。上世纪90年代，看到一个13岁女孩被拐卖的报道，我非常激动。她爸爸到处找她，花了好几百天找她。当她最终找到她时，她已经被卖到一个“特殊地区”。据报道，有300多名男子对她进行了性侵犯。太令人难过了，她全身都不舒服…我记得她爸爸哭着说:“我女儿一看还是个孩子，这些人怎么可以这样？”。那时候还没有特别强调媒体伦理。小女孩的照片没有编码。我还能记得那个小女孩和她的表情(就像诗里写的:眼里容不下一滴泪)。
那时候我们还有“纯诗”的观念，觉得有些语言是不能进入诗歌的，所以进入诗歌就会不纯。但我特别想表达的是，当时我也在写散文，想写一篇散文或者一首诗，突如其来的情绪推动我写下了这首诗。我在写的过程中有点怀疑，不知道诗歌该不该这么写。最后，我在感想中写道。诗的最后一部分，有点灵魂拷问的感觉。
不再纠结于“女诗人”的头衔
新民周刊:你很早就表现出了写作的社会性和公共性，比如《中国秃头》。
翟永明:在早期，艺术家们留着长发，但现在他们大多数都是秃头。很幽默。这首诗是我2000年在柏林写的，针对那些对中国一无所知，从政治层面选择中国艺术家的外国人士。那些人把符合他们艺术逻辑和价值观的群体命名为“中国代表”。其实我觉得“中国秃”在他们眼里不仅仅是中国艺术的代表，他们还想用这个符号来命名中国人。总有人用政治命名艺术，用符号命名社会。
新民周刊:对你作品的很多解读都有很多误解。很多时候，诠释学与艺术价值无关。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诗人，你会因此而痛苦吗？
翟永明:这也是一种无奈。当你创作一个作品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开放解读的，你无能为力。只能说你自己的部分已经完成了，那就让别人来解释和参与吧。这是艺术创作的宿命，被误解了。无论电影、音乐还是其他艺术，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他可能会从自己狭隘的角度去解读，所以你也无能为力。如果有一个知音来解读，你会觉得很幸福。但毕竟知心朋友少，大部分都是误会。
新民周刊:你认为女性主义的困境在文学艺术中得到充分的阐释了吗？
翟永明:我不这么认为。更多的解读视角不同，可能意图不同。在批评者中，有些是用自己的理论来解释的，我想女权主义者一定也是如此。其实像你这样解读女性作品的男人很少，大部分都是由女性自己来解读，比如女评论家解读女性作品。我看男人看女人的作品不多，当然有。我见过很多女生一写论文就写女作家。可能会有一种认可。
新民周刊:80年代中期，你会因为别人称你为女诗人，女性诗歌的代言人而不满吗？后来到了90年代，2000年以后，你发现已经没有强调无性别、超行为写作这种东西了，但这个时候你就变得豁达、轻松，不在乎这些东西了。
翟永明:这就像一个女性身份的问题，我们永远无法摆脱它。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写与女性意识相关的作品。尽管这本最新的诗集里有如此多的社会主题，但其中仍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其实它贯穿了我写作的始终，哪怕我写的是纯粹的社会现实题材，它依然存在。这些年来，我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你在写什么，以什么身份写，社会对你的解读都有一个惯性。比如涉及到我的时候，我还是会把你放在一个特殊的类别里，总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解读你；其次，还有一些其他的角度。但如果他是男性诗人，人们肯定不会先从男性角度解读，而是直接从诗歌角度解读。这一点没有太大变化。
90年代的我年轻又反感，所以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后来，随着我越来越成熟，对自己的写作方向有了越来越成熟的想法，觉得这些其实没那么重要了。最重要的是希望自己的写作逻辑有进步。我会写我应该写的。作品最能体现你是这样还是那样。它存在于自身之中。随便看看就好了。如果需要整天声明我是不是女诗人，完全没有意义，看看作品就知道了。
女作家可能要经历这些，但男作家不用。没有人会问他男性经验。一位女作家即将被问到她对你的身份的看法。你想这么看吗？但是你不能改变社会对你的看法。所以，最后，你只能自己认清这一点。全世界都一样，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20年前，我写过一本书，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样的人才》(2008年出版，东方出版社)。我写过艺术圈的问题。我觉得艺术圈的问题比我们作家的问题大得多。作家是独立的。我们自己写。他们需要策展人和展览空…
新民周刊:有完整的生态链支撑，女性也是一个角度，一个卖点。
翟永明:是的，它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链，但是这个生态链完全掌握在人类手中。他们的强项是做美术，但讲解和表达都是其他人做的，所以他们处于比作家更弱的状态。我熟悉他们圈子里的人，他们最喜欢强调的是:我不是女艺人，我是艺人。我特别在意你叫她女艺人，还强调我们都是无性别跨性别的。但问题是我们说什么都不重要。你说你没有性别，没用。人们仍然把性别认同放在你的头上。另一方面，如果你忌讳做女艺人，那说明你也看不起女艺人，你觉得被称为女艺人是被拉下了台。
新民周刊:这也是一个陷阱。
翟永明:是的，这意味着你也不同意女人的观点。我同意女性也是强大和杰出的。这件事想通了之后，你不介意被称为女诗人。因为做女诗人不代表我们低人一等。
未来已经来了，让人感到恐惧。
新民周刊:从2000年开始，你发表了几首诗。把这些作品放在一起看，可以看到你写作的进步，从女性写作到中性，从个体到集体，社会属性逐渐进入你的写作。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这本新书《完全沉浸的末日剧本》中，它的讨论变成了政治、社会、经济、科技和未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以及这些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品？
上图:全沉浸末日剧本。
翟永明:我觉得还是跟我的现实和兴趣有关。比如这几年我比较关注科技进步和未来的变化，因为我们很快就会面临它们带来的问题。我关心环保是因为这个话题来到了我们身边。在近几年的写作中，“末日感”真的很强。因为我看了很多关于环保的文章，视频，论文。我们周围的现实是一样的:地球变暖，冰山融化，河流断流，天气干燥。很多人不在乎，但其实地球上的问题越来越多，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我来说一个最简单的感受:你来成都，这次感觉特别热，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小时候，我每年都想去游泳。我母亲规定我要到30℃才能去。我每天都很期待。成都永远是28℃。终于到了30℃，和同学一起去游泳好开心。现在成都连续多日40℃，全球变暖的程度可想而知。如果未来气温上升到50℃，那该有多可怕。所以这些年来我一直很关注环保。
我每个阶段关注的问题也和我自己有关。比如我在《以白夜为坐标》中写道:为什么会看《世界是平的》这样的经济学书？因为《白夜》虽小，但也涉及经济问题。经济涉及到每个人的生活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我对了解它感兴趣。而我对科技的关注和我的工科生身份有关系。很长一段时间喜欢看科幻和电影，现在看硬科技的书比较多。科技的发展也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未来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想象的未来，其实已经进入现实，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作家要有前瞻性的眼光，要能看到未来的发展。
新民周刊:你警惕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但机器人时代已经到来。无人驾驶飞机和汽车，从工程建设到家庭生活，机器人将无处不在…人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翟永明:是的。我忘了收《全沉浸末日剧本》里的一首诗，那是我写的第一首关于机器人的诗。我在编辑这首诗的时候忘记编辑了。写于2016年，当时看了一个关于机器人整个组装过程的视频。当机器人终于有了意识，它立刻被人类当作废物毁掉了——无法让它有意识。我觉得这就是人类的噩梦:一方面要制造机器人给自己用，另一方面又害怕机器人的自我觉醒和反抗。后来，我也写了一些关于机器人的诗。未来不是未来，而是人类不得不与机器人相处的时代。而我们自己会变成机器人吗？也是未知的可能。
“在梦里，我变成了一架飞机。
两只眼睛是飞机的驾驶舱，我的身体是机身…
我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一片草坪上。这里正在举行一场末日派对。这看起来像一个开幕式。
男女老少穿着晚礼服，手挽手在草地上漫步。
宴会开始了。原来“天涯”是一道菜，是服务员端上来的盘子。
当他给客人舀蔬菜时，他还问他们:“你们还需要吗？””
新民周刊:会的。很多残疾人已经靠机器来维持日常生活和生活。
翟永明:人脑-计算机接口之后，它实际上变成了一个机器人，一个原生态的机器人。还有半机器人，比如换心脏和各种器官，最后是半机器人。
新民周刊:马斯克的实验现在已经出来了。人机互联，开脑壳，装个微波芯片。对于脑瘫脑梗塞瘫痪的人来说，芯片直接刺激神经，人的身体就站起来了，不用拐杖。工业机器人已经被国内建筑商使用。还有苹果手机制造的流水线，早就用机器人了。有机器人可以做爱，和你聊天，帮你做家务…
翟永明:后来，婚姻制度也崩溃了。机器人可以做饭，打扫卫生，使用洗衣机，和你聊天，做爱。他们永远不会厌倦或生你的气。人类不需要家庭和婚姻，不需要繁衍，不需要性。机器人可以解决一切，婚姻制度崩溃。
“海平面下降正在逼近我们。
世界变暖冰河时代
雪地球快到了”？
人类有自杀倾向吗？“特约记者|张英